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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07-7-16 12:31
Terrible
地球
從滿清入關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殺，全國南北皆成廢墟，直隸是“一望極目，田地荒涼”(衛周元，痛陳民苦疏，皇清湊議，卷1)，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龍，墾荒宜寬民力疏，皇清湊議，卷4），湖廣是“彌望千裡，絕無人煙”（劉余謨，墾荒興屯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4），素稱“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國溫江縣，民政，戶口），即使抗戰時期日寇實行“三光”政策最慘烈的華北地區也未出現過這種凄慘的景像。許多繁華的大都市盡毀於清軍之手，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幾乎殺絕之後才下令“封刀”。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據張善余主編的《中國人口地理》記載：明朝人口高峰為一億五千萬人，清軍入關第二年（1645年）為八千萬人（當時全國籠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筆者認為此數據不准。明末統計人口數量就有六千萬，當時實行的是按人口繳稅政策，所以民間隱瞞了大量的人口，專家一般認為當時明朝人口大約在一億左右，還有學者認為人口在1.5億左。），三十七年的野蠻屠殺，使全國總人口估計減少了近一半。歷史上其他外族大規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損失為：蒙古滅金、宋人口減少四成，約五千萬人；靖康之難減三成，約三千六百萬人；八年安史之亂劇減二至三成，約二千萬；五胡亂華（含侯景之亂）在低谷中波動並幾度顯著減少；日寇侵華二千五百萬人慘遭屠殺，但總人口未減少。可見，清寇的野蠻凶殘連國人切齒痛恨的日寇也望塵莫及！除漢族外，滿清也對其它民族進行屠殺，其中殺苗民一百萬，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軍消滅，在漠北，把准葛爾蒙古殺到最後一個幼童！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殘忍！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問題中國的解決》一文中，懷著強烈的民族義憤，列舉滿清政府的種種殺人罪行，控訴滿清統治者“貪殘無道，實為古僅所未有！”
剃發、屠戮總是和奴役並行。
滿清入關前後除了對漢族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剃發易服和血腥屠戮外，還進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獄、保甲連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壓迫政策。史籍記載，1644年5月滿清政權入關，把燕京確定為首都後，便在京城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當於今日東城、西城的內城，只許滿、蒙、漢三個八旗的將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來住在內城的漢、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則全部被迫遷移至京師外城——即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崇文、宣武兩區。另外，多爾袞以安置滿洲“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漢民“投充”旗下，強制實行落後的農奴制，原來的小農變成了奴隸。奴隸逃亡，即實行重治“窩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窩主”，加之連坐，不知有多少人為此喪家亡身。滿清將被圈土地分給皇室、王公、八旗官員和旗丁，又稱旗地。名義上是圈占無主荒地或明朝貴族的官莊，其實在圈占過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為官莊，把熟地硬說是荒地，把私田硬說成無主的荒地。同時，“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則廬舍場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傾家蕩產，無以生計。結果大量漢人淪為滿人的莊客，成為供他們奴役、剝削的農奴。圈地運動持續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吳於廑，齊世榮主編）多爾袞不顧人民的死活，還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為剃頭、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牽連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八）
在這近兩代人的時間內，滿洲統治者不僅對反抗者進行血腥屠殺，而且，對已經順降者也實施嚴格的管控，只要對剃發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頭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寧巡撫土國寶宣布：“剃發、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鎮江知府從別處運來拒不剃發者的首級示眾，威脅人民，貼出告示“一人不剃發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
順治二年十一月，多爾袞往京東地區打獵，有人報告豐潤縣生員張蘇之子張東海“不行剃發”。多爾袞當即派人將張東海斬首，其父杖責五十，革去生員名色，莊頭和鄰裡四人分別受杖。
順治五年，黃州府廣濟縣民胡俊甫因居住鄉村，一度患病臥床，沒有剃發。知府牛銓下鄉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滿清法度的厲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訴說災荒困苦。深得“時中之道”的牛銓一眼瞥見這個蓄發違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廣總督羅繡錦處請功。結果“胡俊甫立正典刑，鄉保張贊宇、鄰佑張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該縣知縣郝光輔也以失察罰俸示懲。
順治十年，刑部擒獲了兩個沒有剃發的人，“供系唱旦戲子，故此留發；在外戲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頒詔雲：“剃頭之令，不遵者斬，頒行已久，並無戲子准與留發之例。今二犯敢於違禁，好生可惡。著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內外通行傳飭，如有借前項戲子名色留發者限文到十日內即行剃發；若過限仍敢違禁，許諸人即為拿獲，在內送刑部審明處斬，在外送該管地方官奏請正法。如見者不行舉首，勿論官民從重治罪。”（顧誠《南明史》第六章第二節）
值得一提的是，滿洲統治者在頒布剃發令所要求的剃發標准，並非現在人們常常看到的剃半個頭，而是將頭顱四周的頭發都剃掉，只留一頂如錢大，結辮下垂。在頭頂留發一錢大，大於一錢要處死！那種清末才有的、現在不合事實地壟斷了所有清裝戲的陰陽頭發式，放在當時也得死，因為滿清規定：“剃發不如式者亦斬。”順治四年，滸墅關民丁泉“周環僅剃少許，留頂甚大”，被地方官拿獲，以“本犯即無奸宄之心，甘違同風之化，法無可貸”為由上奏，奉朱批：“著就彼處斬”，縣官也以失察“從重議處，家長、地鄰即應擬罪”。
秦世禎《撫浙檄草》：“小頂辮發”每個漢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毀傷”的頭發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銅錢大一點，梳成一根小辮，叫“金錢鼠尾”式。將四周頭發全部剃去，僅留頭頂中心的頭發，其形狀一如金錢，而中心部分的頭發，則被結辮下垂，形如鼠尾，實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永歷元年）清寇攻陷廣州時的剃發易服令竟還無恥的說：“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福州遺民陳燕翼撰《思文大紀》憤怒寫道：“時剃頭令下，閭左無一免者。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膻。”“華人髡為夷，苟活不如死！”（顧炎武《斷發》詩）。
金 錢 鼠 尾
注：事實上，滿清發式從明代到清末是一直變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發式，與清末那樣的前剃後辮有很大距離，剃發數量與結辮粗細差別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萬歷二十三年，朝鮮派往赫圖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紀程圖記》一書中詳細記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的營壘裡所見到的各方面情況。其中關於發式這樣寫道：“女真習俗都剃發，只留腦後少許，上下二條結辮以垂。除上唇胡須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鑷去。女真男性的發式，即其剃發的習俗，是將大部分頭發剃掉，只留腦後很少的一點頭發，結成辮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發式的全貌：腦後留下小手指細的頭發，擰成繩索一樣下垂，余發全部剃掉。配合這樣的發式，胡須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內藤因海難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韃靼漂流記》一書。書中這樣描寫清人的發式：“他們的人都剃頭，把頭頂上的頭發留下來，分成三綹編成辮子。他們男子把唇上的胡須留下來，把下面的剃掉。無論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樣。”對於滿洲“留頭不留發”的標准發式“金錢鼠尾”，當時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遺編》敘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後事，記載滿人發式，是所謂“金錢小頂”。
1799年，日本寬政十一年，滿清嘉慶四年，中川忠英於長崎訪談清國商人，出版了一本專門輯錄清國人習俗的書《清俗紀聞》一書，其中《冠禮》卷的繪畫中，一側背站立的教書先生頭頂蓄發，編一長辮垂於後背，其長度已達腰部，辮尾有發帶系結。從這張實圖上看，頭頂蓄發，部位沒有變，但面積已遠不止於一個金錢大，而是足有4個金錢大，相當於一掌心的面積。按照圖上的式樣同清初金錢鼠尾的情況相比，蓄發從一個金錢變成四或五個金錢，數量比清初增多是明顯的，但是如果將剃發與蓄發相比較，剃發還是主要的，也就是說剃發占大部分，蓄發仍然屬於少部分。而再過100年，即在揚州十日200年後，清人的辮子變粗了，剃頭面積變小了，由初期的金錢鼠尾式變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陰陽頭—半瓢”式。陳登原《國史舊聞》中描述得：剃發，就是把額角兩端，引一直線，依此直線剃去直線以外之發。現將清末發式與剃發令發式比較一下，結果令人吃驚地發現，兩者雖是繼承演變關系，但差別較大。前者幾乎將全部頭發剃掉，只留腦後小手指細的結辮下垂。而清末則將大部分頭發保留下來，結辮下垂，僅剃掉極少一部分頭發。都是又剃又辮的發式，卻給人以判若兩人的印像。辮子和剃頭是成反比的，這時的辮子已經簡直比一條小蛇還粗！為什麼會長粗？遺老張鈁《清末社會鱗爪》記載：清軍“在打交手白刃戰時，將辮子纏於脖項，借以避刀砍。所以軍人的辮子較大，如發少則搭以假發，或加黑絲線，以壯其形態。”就這樣，滿清的辮子，經歷了：鼠尾——豬尾——蛇尾的發展過程，才發展到我們今天認識的陰陽頭的形態。
滿清的剃發易服令激起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對，順治二年十月，孔子後人，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謤奏言：“近奉剃頭之例，四氏子孫又告廟遵旨剃發，以明歸順之誠，豈敢再有妄議。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莫要於冠服。……惟臣祖當年自為物身者無非斟酌古制所載章甫之冠，所衣縫掖之服，遂為萬世不易之程，子孫世世守之。自漢、唐、宋、金、元以迄明時，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誠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遺規，不忍令其湮沒也。即剃頭之例，當時原未議及四氏子孫，自四家剃發後，章甫縫掖不變於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變，使天下雖知臣家之能盡忠，又惜臣家未能盡孝，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發，以復本等衣冠，統惟聖裁。” （《清世祖實錄》一[過濾詞]五年十月初三日孔聞謤揭帖）孔聞謤搬出孔子這塊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為例，滿以為可以抵擋一陣子，保住先世蓄發衣冠。不料卻碰了個大釘子，得旨：“剃發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發，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連孔子的面子也不給。這就揭穿了滿洲統治者所謂“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術，崇飾觀聽。”不過是“南面之術，愚民之計”（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罷了。對孔聞謤，算是比較客氣，“姑念聖裔免死”，把他殺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擺“崇儒”的高姿態。對另外的人，就沒這麼客氣了，而是“殺無赦”。
這種“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極端殘暴的民族壓迫政策，使外國人也無比震驚：“至今為止，用如此殘忍的手段迫使一個民族放棄自己的風俗習慣，世界上還沒有類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類學入門》）。
剃發易衣冠成了順治年間社會矛盾的焦點。不僅激起了強烈新統區人民士紳的反抗，就連己然剃發的滿洲忠順之臣、甚至滿洲貴族中也對此政策提出了疑議。然而滿洲最高統治者推行剃發易服決心之大，態度之堅決，絲毫沒有通融的余地。
順治十一年（永歷八年 1654），自順治元年冬降清後，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統治者多爾袞、福臨的信任，官居吏部尚書、內院大學士的復社文人陳名夏，因私下議論“只須留頭發、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處以絞刑。彈劾陳名夏的是早在滿洲還沒入關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內院大學士的漢臣寧完我，寧完我在奏疏中說：“臣思我國臣民之眾，不敵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統一天下者，以衣服便於騎射，士馬精強故也。今名夏欲寬衣博帶，變清為明，是計弱我國也”。（《清史列傳》陳名夏）其實，苟且乞憐的陳名夏只是出於對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議論卻觸犯了清廷的忌諱諱，拍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斬殺也在預料之中。
滿洲統治者的全國統治確立之後，在滿洲貴族內部，也有人就冠服問題提出疑義，要求考慮恢復華夏衣冠，但滿清統治集團對內部的異議也堅決予肅整。滿清入關之前，文才極高曾甚受皇太極信任的滿族文臣庫爾纏因主張漢化終見惡於皇太極，被借故處死。同時，“衣服騎射，不可輕變”這也是皇太極早就告戒過滿洲貴族們的“祖訓”。皇太極總結以前遼、金、元的教訓認為：游牧貴族一旦從馬背上下來，就很快淹沒在漢化的潮流之中。所以，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漢化”他們的裝束絕不能改變，更重要的：胡服是騎射的必要，騎射又是武力精強的必需，武力精強才是一切殖民政權進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證！
滿洲統治者的心願：誓死也要剃掉最後一個漢人的頭發，誓死也要換下最後一件漢族的服裝！
清廷在招降鄭成功、鄭經父子時，總提出以剃發、登陸為前提條件，鄭方則堅持相反的意見，雙方議論不決。1662年，鄭成功病故，鄭經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鮮舊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辮發易衣冠”，清廷不許。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經完全確立下來，“反清復明” 也成了一句空話，清、鄭雙方還在為臣服的方式、辮子衣冠的問題爭執不下。最後，鄭經提出，台灣全島皆可剃發、換裝，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換，清廷也仍不許。台灣軍民最終沒能保住漢式衣冠，1683年，清軍入台灣，消滅鄭氏余部，滿洲貴族剃掉最後一個漢人頭發的鴻願終於“大功告成”！
在屠殺與抗爭了三十七年之後，漢服最終從華夏的土地上消失。滿服的長袍、馬褂、瓜皮帽，再加一條金錢鼠尾的裝束，就這麼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來。
第二節 滿清最高統治者為何如此堅決的要判處華夏衣冠死刑
從1644年清軍入關算起至此已四十個年頭，幾乎兩代人的時間。現代有些學者強烈批評當年滿清統治集團“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並指出這是激起漢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滿清統一中國的步伐本可在兩、三年之內完成，但結果卻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這些學者講的當然很有道理，但卻忽略了滿清統治集團所采取的這一血腥措施雖然增加了它統一中國的難度，但卻帶來了它的“長治久安”。說來，這也是它在吸取了許多歷史經驗教訓後所做出的深謀遠慮的決策。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況。人數遠比華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憑借其悍戰和機動，通過殘酷的殺戮來征服農耕定居的漢民族。然而在占領中國全部或部份後，他們都永遠面臨這樣一個難題：怎麼統治漢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將領向元主窩闊台建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 即殺 光漢人，從而把耕地都變成牧場。不過持這樣瘋子般觀點的人畢竟還是極少數。因為稍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殘酷殺戮手段不是為殺戮而殺戮，而是用於征服漢人。征服漢人則是為了榨取漢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漢人都殺 光了，誰來供他們役使？誰來勞作給他們的豪華奢侈生活提供各類消費品？不殺無反抗舉動的漢人而只是壓榨役使他們，這就是說要統治他們。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統治則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經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種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來體現和用語言來傳達。由於漢人的數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語言向漢族民眾下達征調的命令。又由於入塞少數民族文化上極為落後，沒有文字或只有剛創制不久相當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難以使用它來陳述較復雜的條文。更不可能教化漢人去認識這種文字。有鑒於此，征服者不得不學著使用漢語漢文。如果事情僅此而已，那局面還不算嚴重。問題在於征服者中的某些人會因“工作需要”學習使用漢語漢文而發展至對漢文化的向往和傾慕。在文化層面向華夏趨同。另一些人雖厭於讀書，但定居的舒適生活使之疏懶怠倦貪圖安逸，以至弓馬廢弛刀槍崩鏽，有如過往毫無尚武精神的漢族士大夫那般。
滿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顏女真就曾走過這樣一條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後的蒙古也都走上這條不歸路。再往更遙遠的歷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強悍，最終也融化在漢文化之中。鮮卑拓跋部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殺統一了北中國。一百年後，有位叫陳慶之的南朝人有機會到洛陽。他一看真是大開眼界。回到建康到處對人說：“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這說明經過幾代人的時間，拓跋鮮卑已完全接受漢文化。
滿清帝國的開創者努爾哈赤、奠基者皇太極、實際締造者多爾袞都通曉漢語漢文。努爾哈赤熟讀《三國》、《水滸》。皇太極、多爾袞對華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懷憂慮。祖先的前車之鑒時時在他們腦際敲著警鐘。
僅以保持本民族的統治地位為目的是不夠的。如果統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習俗上的徹底消亡為代價，那有什麼意義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於華夏，那統治地位也就只是鏡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統治權輕易地轉到純粹漢人的手中。就像楊堅代周那樣。其結果是本民族徹底消失。
滿洲統治者懷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滿族對漢族的統治，又要務使不被漢族同化。換言之，決不重蹈先輩們的覆轍。從實際上考慮，確實不可能要數量數百倍於滿族的漢族民眾習滿文滿語，但卻可以要漢人丟棄自己民族的衣冠發式而依從滿族的衣冠發式。
民族文化的構成除了文字語言外還有衣冠發式風俗習慣等。如果說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內涵，那麼衣冠發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觀。滿清征服者不得已從漢語漢文，但若能令使漢人皆從滿族衣冠發式那也差強人意。而且很多時候外觀重於內涵。外觀一眼便及，內涵須進入才知。更何況大量的漢族民眾都是文盲、半文盲。對於他們來說外觀幾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層，還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奧秘。那就是外觀的相同可以營造一重“同類項”的感覺。全國所有的人都剃發垂辮、窄衣緊袖，原有的“華夷之辨”一說就似乎失去了依據。說華皆華，說夷皆夷。漢族在形貌上已被滿族同化。至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關鍵在於人數極多的漢人已不再把人數極少的滿人視為異類。因為起碼在服式發式上已無可把漢人滿人加以區分。恍然間漢人可以體認這個政權並非外來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權，所以也就不容易萌發將其驅離的念頭，那麼滿清也就可以安然渡過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滿洲貴族為改換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為他們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國“屬夷”的身份來統治不論從經濟、文化還是人數、地域上都遠遠高於他們的漢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毀漢民族的民族自豪感與文化優越感，改換衣冠可以造成一種“同類化”的假像，避免漢人因“華夷之辯”“夷夏大防”引發“亡國之痛”與“故國之思”，從而保證自己的長久統治。因此，滿清在對待漢式冠服的政策問題上，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這種深謀遠慮決不會為一時的困難所動，更不會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軟。（佚名《清初漢族人民反剃發鬥爭的悲壯昭示》） 滿清政府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當剃發易服砍下了最後一個具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時，就決定了在華夏上大上葬送的不僅僅是一襲衣冠！
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立場上來評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實用主義的態度歪曲歷史。１７世紀的中國人還不可能“進步、超前”的“覺悟”到“超越民族正統論” “維護民族團結”之類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國人對後金（清）的認識，不過是一個和自己仇殺過半個世紀的“韃虜”，對努爾哈赤，明人始終以“奴酋”稱呼之。加之清軍入關之後的凶殘、暴虐，傳統上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辯”，使得漢人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外來政權。盡管滿洲貴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暫時維持統治，但要漢人從心理上認同這樣的異族政權，恐怕非常困難，而這樣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關系著滿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萬人敵視、仇恨的目光，滿洲貴族和清廷統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實。因此，必須致力於“同化”，獲得漢人的認同，避免漢人因發式、衣冠的差異引發“華夷之辯”，產生“亡國之痛”，進而起來“驅除胡虜”。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轍。
剃發易服、殺人屠城之後，還必須銷贓滅跡，這就有了滿清政府的另一項重要“德政”—文字獄。魯迅先生對之亦有深刻論述：“文字獄的血跡已經消失，滿洲人的凶焰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魯迅《病後雜談之余》）
史學巨擘章太炎先生論述說，“隆慶（明穆宗年號）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 ……由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減者邪！” 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書，其陰騭不後於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辯種族……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植不萌。俄羅斯滅波蘭易其語言，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俗，滿洲滅中國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洲之穢德，後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發奮自立，且絕其由蘗邪？自是以後，掌故之守，五史之錄，崇其諛佞，獎褒虛美，專以駕言狂曜，使莫能罪狀己以階革命，偉哉，夫帝王南面之術，固騭於秦哉！”（章太炎《哀焚書》）
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也論述說：“在二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為了貫徹奴化政策，曾經嚴厲執行一個長時期的文化殺戮，舊書新書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詆毀的地方，全書抽毀或禁行或全毀。現存的作者一被舉發，充軍，殺頭，籍沒連接一大套。留下來的成績是一大部經過抽改，經過“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庫全書，一大套禁毀書目，和幾萬萬被壓迫人民的仇恨。 滿清政府為什麼這樣做？因為它是少數民族，單憑一點有限的武力，和由這武力所締構的窮凶極惡的專制政權，來奴役廣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來這一手文化殺戮。”(原載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政權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滿清統治者這樣，徹底摧毀漢人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漢人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漢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隸！滿清統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於刑殺；所“漢化”深者：工於心術而極力摧殘漢人，尤其漢族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異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對此，魯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 ……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魯迅《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
其實，剃發易服政策，並非女真--滿洲統治者的專利，歷朝歷代，每逢漢族人民淪為異族統治者的奴隸時，常常伴隨剃發易服的悲劇發生，滿清只不過是做得最堅決、最徹底的一個。
例如第一章所述：在宋朝，金人天會年間就曾向漢人下令削發，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過要漢人薙發令，即令在京士庶須剃發為蒙古族裝束。（《中國古代服飾史》周錫保1984年9月版）明初，漢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之後，又恢復漢族衣冠“壬子，詔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紀太祖二），就算是在最強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對漢人強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體內容見下。
吐蕃占領敦煌初期，尚乞心兒強行推行蕃化政策，讓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學說蕃語、赭面紋身，據《張淮深碑》載，當時“河洛沸騰，……並南蕃之化，……撫納降和，遠通盟誓，析離財產，自定桑田。賜部落之名，占行軍之額”，落蕃漢人從此不得不形遵辮發，體美織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內心銜怨含恨近百年而無路申屈。” 《陰處士修功德記》中也有“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發”之語。由此可見，吐蕃統治者在敦煌地區以強硬的措施迫使漢人說蕃語、左衽而服、辮發、紋身，甚至從嬰兒就開始做起。這一系列政策無非是想從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方面消滅民族差別，希望漢人從一出生就把自己當成吐蕃人。
吐蕃的這種蕃化政策，不僅限於沙州一地，而是在蕃占的整個河隴地區推行。但落蕃的漢人並沒因身著蕃裝、口言蕃語而生出一顆吐蕃心來，他們依舊懷念著大唐，依舊記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們蕃服、蕃語、漢人心。當唐使劉元鼎出使吐蕃時，在龍支城，數千老人向他邊稽拜邊哭泣著，他們向劉元鼎詢問大唐天子現在還好嗎，其中一位說“我們跟隨軍隊在此沒蕃，現在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還記念我們這些可憐的落蕃之臣嗎？大唐的軍隊何時到來呀？”說到這裡，已經嗚咽地說不出話來。劉元鼎悄悄問他是哪裡人，他說原是豐州人氏。“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己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新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一吐蕃下）
沙州漢人更是沒有忘記曾是大唐的子民，他們雖身著蕃裝臣於蕃虜，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時候，都穿上中原漢人的服飾，號啕大哭，東向而拜，祭後再將漢服脫下秘密藏起。“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上同）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許多落入吐蕃的漢人都未能見到敦煌重歸大唐的那一天，而當他們即將面對死亡的時候，他們總是囑咐自己的子孫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是大唐，後輩們為死去的先人穿上漢人的服色出殯入葬，使先人能夠帶著一點安慰在另一世界實現回歸大唐的夢想。唐代元稹的《縛戎人》詩說：
眼穿東日望堯雲，腸斷正朝梳漢發。
近年如此思漢者，半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孫學鄉音，猶話平時好城闕。
老者儻盡少者壯，生長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漢民，便恐為蕃心。
吐蕃統治下的漢人，無時無刻不懷念著大唐和痛恨著吐蕃。落入蕃中的漢人，除了公開的反抗以外，還常常計劃出逃，在白居易的《縛戎人》中有雲：
一落蕃中四十載，身著皮裘系毛帶。
唯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
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殘筋骨，更恐年衰歸不得。
為了鞏固統治，吐蕃還實行: 統治形式游牧化、土地實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吐蕃統治者實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占地區的人民，但實際上，吐蕃與占領區其他民族間的矛盾始終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實行反而激發了落蕃人民“永拋蕃醜”的鬥志與決心。
第三節 剃發易服的結束只是華夏衣冠消失的開始
滿清的鐵腕鎮壓，完成了剃發易服的“弘願”。然而，剃發易服的結束只是華夏衣冠消失的開始。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廷撤藩，吳三桂在雲南舉兵反清，又以蓄發、復衣冠相號召，時，吳三桂召集諸將於永歷帝陵前，“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於是，“各具漢官威儀，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酗酒山呼。”（《明季裨史初編》卷二六）表演頗富戲劇性。次年，福建耿精忠、廣東尚之信相繼響應，蓄發、易服，一如三桂。所過洲縣，具令剪辮、復衣冠，一時風靡，不半載而有半壁河山。 “令下之日，速宜剪辮，留發包網，所有官員領帶綬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漢人舊制，毋得混淆，共敦華夏之風，復堵文章之舊，如有頑抗，軍令不赦！”（《清初莆變小乘》）吳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斥滿清統治者“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 聲稱要“共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奉天討虜檄》）雲雲，不過吳三桂之流叛國棄義、為虎作倀，為異族侵略者充當鷹犬爪牙劊子手的漢奸面目和卑污人品早已為世人憎厭、唾棄。拉攏不到太多支持者，終不免敗亡，且殃及子孫。吳三桂為籠絡人心，去祭奠永歷帝，這本身就是個嘲弄：大家都知道，永歷帝朱由榔父子，就是被吳三桂殺害的！等吳三桂認識到“兔死狗烹”的時候，已經成了一個人見人厭的人渣！既為廣大漢族人民所鄙視，又為清廷所不容。
滿清王朝在全國統治剛剛確立之時，盡管全國老百姓都被迫剃發、換裝，但殘存的反抗、抵觸意識並沒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際，有人還是看不慣滿式衣冠，他們鄙薄地說：“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同時感嘆明朝的“衣冠文物”。這種譏諷甚至也傳到了滿清皇帝的耳朵裡。滿清最大的文字獄，曾靜、呂留良一案中，雍正就以呂留良為首的漢族知識分子質疑滿清統治合法性的種種非議編纂《大義覺迷錄》一書，進行“嚴正駁斥”，其中有一段專門論述衣冠服飾的問題。
雍正說，滿清統治者戢定禍亂，拯救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繼承天命而撫有華夏，讓老百姓都過上了好日子，仁德義舉、法令政績哪一樣比不上古代的聖賢？本朝既然受命於天，本朝的衣服就應該成為中原華夏乃至萬邦各國的表率，又怎麼能容忍那些愚昧無知的人對本朝的衣冠服飾妄加議論詆毀？況且本朝繼承祖宗的鴻業，敬奉歷代聖明皇帝的成規，代代相承，已經有一百余年，又怎麼能舍棄自己原有的衣冠去依從他人，屈降尊貴而去附就低賤，改變衣冠的道理？ “我世祖皇帝統一區夏，戢定禍亂，救民於水火之中…… 況我朝席祖宗之鴻業，奉列聖之成規，歷代相承，已有百余年，豈有舍己而從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大義覺迷錄 • 奉旨問訊曾靜口供二十四條之十六》）胤禎的意思已經非常清楚：滿洲衣冠和漢衣冠的根本區別在於，這是奴隸主和奴隸的區別，尊貴與低賤的區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區別！這對那些抱著滿清的臭腳大唱贊歌，一相情願鼓吹“團結平等”余秋雨、二月河之流，真是耳光響亮！
乾隆中，江西撫州金谿縣生員劉震宇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一書，抒發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觀點，被乾隆發現，認為他大逆不道：“劉震宇自其祖父以來，受本朝教養恩澤已百余年，且身到黌序，尤非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制，居心實為悖逆”。為打擊與他有同樣思想的人，用他開刀，以儆其余“將其處斬，書版銷毀。”（《清高宗實錄》卷四五○ 十八年十一月癸亥）
在滿清，“漢服”是政治高壓下的過濾詞，同屬於文字獄性質的政治問題。 “功令嚴勅，方巾（漢服一種帽子）為世大禁，士遂無平頂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窺瞷，慘禍立發，琴川二子，於按公行香日，方巾雜眾中，按公瞥見，即杖之數十，題疏上聞，將二士梟首斬於市。”從符號學來看，滿清統治者通過禁絕“漢服”的所指，來抹殺“漢服”的能指。形式層面的消亡最終導致意義層面的斷缺。從語言學來看，“漢服”有其語形無其語義，“衣冠”、“唐裝”、“華服”等詞彙也失去了實質性的依托成為虛假概念。（王家楨《研堂見聞雜錄》）
另，為預防滿清貴族內部也出現向往漢服的思想趨向，乾隆又把皇太極的“聖謨”抬出來當“整風”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極一樣“現身說法”。一天，弘歷身著漢式皇帝的冕旒兗服召見親王大臣，問是否像漢人，眾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後答“皇上於漢誠似矣，於滿則非也。”這話正中弘歷的心坎，弘歷於是把“祖訓”（指皇太極關於恪守滿式衣冠的“訓誡”）大大稱贊一通：“朕每敬讀聖謨不勝欽懍感慕 ……我朝滿洲先正之遺風，自當永遠遵循。” 又繼續發表了新的“祖訓”“衣冠必不可輕言改易 ……所願奕葉子孫，維深根本之計，毋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訓，庶幾不為獲罪祖宗之人。”（《清高宗實錄》三十八年）可知，堅持滿式衣冠，始終是清王朝前後一貫、堅定不移的基本“國策”。
雖然如此，華貴、典雅的漢族服飾仍然以其無可比擬的巨大魅力吸引著廣大人民，甚至連一向熱衷於參禪悟道、附庸風雅的胤禎、弘歷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宮藏畫中，有大量胤禎、弘歷父子衣著漢服的畫像，如《松石流泉圖》《觀畫圖》《行樂圖》等等。這就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現像：包括滿清皇帝在內的許多滿漢官民，在內心裡都表現出對漢族服飾的強烈渴望和欣賞，但在表面上，卻又嚴令禁斷漢服。說到底，保證滿清王朝的長久統治，終究是最重要的，因為一旦恢復漢服，文化的強大征服力很可能讓人數不多的滿洲人淹沒在全面“漢化”的潮流之中。想到這一點，弘歷沒理由不對皇太極的“聖謨”“不勝欽懍感慕”，贊嘆祖先的“先見之明”。
從這些也可知道，漢族服飾雖然消失在漢人的生活中，但是滿裝發飾並沒有全部被漢人接受，特別是思想意識上的認可。有些漢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始終懷有民族感情，懷念漢族的衣冠制度，這種意識是潛在的，但始終存在，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漢族人民隱藏的民族意識的折射。隨著時光的流逝，滿清標榜的“滿漢一體”的衣冠發式，不斷地麻痹著廣大的“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漢人的神經。這種民族情緒雖然始終沒有徹底消亡，卻也越來越趨於淡漠。當剃頭令的血跡逐漸被歷史的塵埃遮蓋，漢族士人一批批趕往科舉考場再派往四處為官之時，中國人的對滿清的認同也在不知不覺當中漸漸形成。清初的北京居民見到身著漢式衣冠的朝鮮使臣，還痛哭涕泣，到清中葉，再見到同樣的衣冠，反覺驚訝，認為自己的剃發垂辮、窄衣緊袖，才是“華夏正宗”。
有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鴉片戰爭之際，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滿清忠臣林則徐經過澳門，見到西洋人的發式裝束，竟鄙夷的說“真乃夷俗也！”這實在有點井底之蛙的可笑、滑稽，他恐怕沒想到：在對方的眼裡，林某人的長袍、馬褂、瓜皮帽，再加一條豬尾巴的裝束，其實更值得鄙夷！鴉片戰爭之後，被英軍俘獲的清兩廣總督葉銘琛因其裝束特異，被英國殖民政府當作“野蠻人的標本”，放置在印度加爾戈達街頭的籠子裡示眾，英國的TIMES報對葉銘琛裝束打扮進行了詳細描述，尤其對他的豬尾巴辮子進行了盡情的揶揄、嘲弄。這對一向數典忘祖、狂妄自大，野蠻落後、愚昧無知，動輒把別人蔑稱為“蠻夷”的滿清殖民政府，真是一記響亮的耳光！
剃發、屠戮總是和奴役並行。
滿清入關前後除了對漢族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剃發易服和血腥屠戮外，還進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獄、保甲連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壓迫政策。史籍記載，1644年5月滿清政權入關，把燕京確定為首都後，便在京城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當於今日東城、西城的內城，只許滿、蒙、漢三個八旗的將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來住在內城的漢、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則全部被迫遷移至京師外城——即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崇文、宣武兩區。另外，多爾袞以安置滿洲“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漢民“投充”旗下，強制實行落後的農奴制，原來的小農變成了奴隸。奴隸逃亡，即實行重治“窩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窩主”，加之連坐，不知有多少人為此喪家亡身。滿清將被圈土地分給皇室、王公、八旗官員和旗丁，又稱旗地。名義上是圈占無主荒地或明朝貴族的官莊，其實在圈占過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為官莊，把熟地硬說是荒地，把私田硬說成無主的荒地。同時，“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則廬舍場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傾家蕩產，無以生計。結果大量漢人淪為滿人的莊客，成為供他們奴役、剝削的農奴。圈地運動持續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吳於廑，齊世榮主編）多爾袞不顧人民的死活，還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為剃頭、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牽連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八）
在這近兩代人的時間內，滿洲統治者不僅對反抗者進行血腥屠殺，而且，對已經順降者也實施嚴格的管控，只要對剃發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頭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寧巡撫土國寶宣布：“剃發、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鎮江知府從別處運來拒不剃發者的首級示眾，威脅人民，貼出告示“一人不剃發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
順治二年十一月，多爾袞往京東地區打獵，有人報告豐潤縣生員張蘇之子張東海“不行剃發”。多爾袞當即派人將張東海斬首，其父杖責五十，革去生員名色，莊頭和鄰裡四人分別受杖。
順治五年，黃州府廣濟縣民胡俊甫因居住鄉村，一度患病臥床，沒有剃發。知府牛銓下鄉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滿清法度的厲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訴說災荒困苦。深得“時中之道”的牛銓一眼瞥見這個蓄發違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廣總督羅繡錦處請功。結果“胡俊甫立正典刑，鄉保張贊宇、鄰佑張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該縣知縣郝光輔也以失察罰俸示懲。
順治十年，刑部擒獲了兩個沒有剃發的人，“供系唱旦戲子，故此留發；在外戲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頒詔雲：“剃頭之令，不遵者斬，頒行已久，並無戲子准與留發之例。今二犯敢於違禁，好生可惡。著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內外通行傳飭，如有借前項戲子名色留發者限文到十日內即行剃發；若過限仍敢違禁，許諸人即為拿獲，在內送刑部審明處斬，在外送該管地方官奏請正法。如見者不行舉首，勿論官民從重治罪。”（顧誠《南明史》第六章第二節）
值得一提的是，滿洲統治者在頒布剃發令所要求的剃發標准，並非現在人們常常看到的剃半個頭，而是將頭顱四周的頭發都剃掉，只留一頂如錢大，結辮下垂。在頭頂留發一錢大，大於一錢要處死！那種清末才有的、現在不合事實地壟斷了所有清裝戲的陰陽頭發式，放在當時也得死，因為滿清規定：“剃發不如式者亦斬。”順治四年，滸墅關民丁泉“周環僅剃少許，留頂甚大”，被地方官拿獲，以“本犯即無奸宄之心，甘違同風之化，法無可貸”為由上奏，奉朱批：“著就彼處斬”，縣官也以失察“從重議處，家長、地鄰即應擬罪”。
秦世禎《撫浙檄草》：“小頂辮發”每個漢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毀傷”的頭發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銅錢大一點，梳成一根小辮，叫“金錢鼠尾”式。將四周頭發全部剃去，僅留頭頂中心的頭發，其形狀一如金錢，而中心部分的頭發，則被結辮下垂，形如鼠尾，實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永歷元年）清寇攻陷廣州時的剃發易服令竟還無恥的說：“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福州遺民陳燕翼撰《思文大紀》憤怒寫道：“時剃頭令下，閭左無一免者。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膻。”“華人髡為夷，苟活不如死！”（顧炎武《斷發》詩）。
金 錢 鼠 尾
注：事實上，滿清發式從明代到清末是一直變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發式，與清末那樣的前剃後辮有很大距離，剃發數量與結辮粗細差別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萬歷二十三年，朝鮮派往赫圖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紀程圖記》一書中詳細記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的營壘裡所見到的各方面情況。其中關於發式這樣寫道：“女真習俗都剃發，只留腦後少許，上下二條結辮以垂。除上唇胡須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鑷去。女真男性的發式，即其剃發的習俗，是將大部分頭發剃掉，只留腦後很少的一點頭發，結成辮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發式的全貌：腦後留下小手指細的頭發，擰成繩索一樣下垂，余發全部剃掉。配合這樣的發式，胡須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內藤因海難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韃靼漂流記》一書。書中這樣描寫清人的發式：“他們的人都剃頭，把頭頂上的頭發留下來，分成三綹編成辮子。他們男子把唇上的胡須留下來，把下面的剃掉。無論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樣。”對於滿洲“留頭不留發”的標准發式“金錢鼠尾”，當時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遺編》敘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後事，記載滿人發式，是所謂“金錢小頂”。
1799年，日本寬政十一年，滿清嘉慶四年，中川忠英於長崎訪談清國商人，出版了一本專門輯錄清國人習俗的書《清俗紀聞》一書，其中《冠禮》卷的繪畫中，一側背站立的教書先生頭頂蓄發，編一長辮垂於後背，其長度已達腰部，辮尾有發帶系結。從這張實圖上看，頭頂蓄發，部位沒有變，但面積已遠不止於一個金錢大，而是足有4個金錢大，相當於一掌心的面積。按照圖上的式樣同清初金錢鼠尾的情況相比，蓄發從一個金錢變成四或五個金錢，數量比清初增多是明顯的，但是如果將剃發與蓄發相比較，剃發還是主要的，也就是說剃發占大部分，蓄發仍然屬於少部分。而再過100年，即在揚州十日200年後，清人的辮子變粗了，剃頭面積變小了，由初期的金錢鼠尾式變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陰陽頭—半瓢”式。陳登原《國史舊聞》中描述得：剃發，就是把額角兩端，引一直線，依此直線剃去直線以外之發。現將清末發式與剃發令發式比較一下，結果令人吃驚地發現，兩者雖是繼承演變關系，但差別較大。前者幾乎將全部頭發剃掉，只留腦後小手指細的結辮下垂。而清末則將大部分頭發保留下來，結辮下垂，僅剃掉極少一部分頭發。都是又剃又辮的發式，卻給人以判若兩人的印像。辮子和剃頭是成反比的，這時的辮子已經簡直比一條小蛇還粗！為什麼會長粗？遺老張鈁《清末社會鱗爪》記載：清軍“在打交手白刃戰時，將辮子纏於脖項，借以避刀砍。所以軍人的辮子較大，如發少則搭以假發，或加黑絲線，以壯其形態。”就這樣，滿清的辮子，經歷了：鼠尾——豬尾——蛇尾的發展過程，才發展到我們今天認識的陰陽頭的形態。
滿清的剃發易服令激起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對，順治二年十月，孔子後人，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謤奏言：“近奉剃頭之例，四氏子孫又告廟遵旨剃發，以明歸順之誠，豈敢再有妄議。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莫要於冠服。……惟臣祖當年自為物身者無非斟酌古制所載章甫之冠，所衣縫掖之服，遂為萬世不易之程，子孫世世守之。自漢、唐、宋、金、元以迄明時，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誠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遺規，不忍令其湮沒也。即剃頭之例，當時原未議及四氏子孫，自四家剃發後，章甫縫掖不變於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變，使天下雖知臣家之能盡忠，又惜臣家未能盡孝，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發，以復本等衣冠，統惟聖裁。” （《清世祖實錄》一[過濾詞]五年十月初三日孔聞謤揭帖）孔聞謤搬出孔子這塊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為例，滿以為可以抵擋一陣子，保住先世蓄發衣冠。不料卻碰了個大釘子，得旨：“剃發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發，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連孔子的面子也不給。這就揭穿了滿洲統治者所謂“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術，崇飾觀聽。”不過是“南面之術，愚民之計”（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罷了。對孔聞謤，算是比較客氣，“姑念聖裔免死”，把他殺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擺“崇儒”的高姿態。對另外的人，就沒這麼客氣了，而是“殺無赦”。
這種“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極端殘暴的民族壓迫政策，使外國人也無比震驚：“至今為止，用如此殘忍的手段迫使一個民族放棄自己的風俗習慣，世界上還沒有類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類學入門》）。
剃發易衣冠成了順治年間社會矛盾的焦點。不僅激起了強烈新統區人民士紳的反抗，就連己然剃發的滿洲忠順之臣、甚至滿洲貴族中也對此政策提出了疑議。然而滿洲最高統治者推行剃發易服決心之大，態度之堅決，絲毫沒有通融的余地。
順治十一年（永歷八年 1654），自順治元年冬降清後，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統治者多爾袞、福臨的信任，官居吏部尚書、內院大學士的復社文人陳名夏，因私下議論“只須留頭發、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處以絞刑。彈劾陳名夏的是早在滿洲還沒入關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內院大學士的漢臣寧完我，寧完我在奏疏中說：“臣思我國臣民之眾，不敵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統一天下者，以衣服便於騎射，士馬精強故也。今名夏欲寬衣博帶，變清為明，是計弱我國也”。（《清史列傳》陳名夏）其實，苟且乞憐的陳名夏只是出於對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議論卻觸犯了清廷的忌諱諱，拍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斬殺也在預料之中。
滿洲統治者的全國統治確立之後，在滿洲貴族內部，也有人就冠服問題提出疑義，要求考慮恢復華夏衣冠，但滿清統治集團對內部的異議也堅決予肅整。滿清入關之前，文才極高曾甚受皇太極信任的滿族文臣庫爾纏因主張漢化終見惡於皇太極，被借故處死。同時，“衣服騎射，不可輕變”這也是皇太極早就告戒過滿洲貴族們的“祖訓”。皇太極總結以前遼、金、元的教訓認為：游牧貴族一旦從馬背上下來，就很快淹沒在漢化的潮流之中。所以，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漢化”他們的裝束絕不能改變，更重要的：胡服是騎射的必要，騎射又是武力精強的必需，武力精強才是一切殖民政權進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證！
滿洲統治者的心願：誓死也要剃掉最後一個漢人的頭發，誓死也要換下最後一件漢族的服裝！
清廷在招降鄭成功、鄭經父子時，總提出以剃發、登陸為前提條件，鄭方則堅持相反的意見，雙方議論不決。1662年，鄭成功病故，鄭經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鮮舊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辮發易衣冠”，清廷不許。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經完全確立下來，“反清復明” 也成了一句空話，清、鄭雙方還在為臣服的方式、辮子衣冠的問題爭執不下。最後，鄭經提出，台灣全島皆可剃發、換裝，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換，清廷也仍不許。台灣軍民最終沒能保住漢式衣冠，1683年，清軍入台灣，消滅鄭氏余部，滿洲貴族剃掉最後一個漢人頭發的鴻願終於“大功告成”！
在屠殺與抗爭了三十七年之後，漢服最終從華夏的土地上消失。滿服的長袍、馬褂、瓜皮帽，再加一條金錢鼠尾的裝束，就這麼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來。
第二節 滿清最高統治者為何如此堅決的要判處華夏衣冠死刑
從1644年清軍入關算起至此已四十個年頭，幾乎兩代人的時間。現代有些學者強烈批評當年滿清統治集團“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並指出這是激起漢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滿清統一中國的步伐本可在兩、三年之內完成，但結果卻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這些學者講的當然很有道理，但卻忽略了滿清統治集團所采取的這一血腥措施雖然增加了它統一中國的難度，但卻帶來了它的“長治久安”。說來，這也是它在吸取了許多歷史經驗教訓後所做出的深謀遠慮的決策。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況。人數遠比華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憑借其悍戰和機動，通過殘酷的殺戮來征服農耕定居的漢民族。然而在占領中國全部或部份後，他們都永遠面臨這樣一個難題：怎麼統治漢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將領向元主窩闊台建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 即殺 光漢人，從而把耕地都變成牧場。不過持這樣瘋子般觀點的人畢竟還是極少數。因為稍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殘酷殺戮手段不是為殺戮而殺戮，而是用於征服漢人。征服漢人則是為了榨取漢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漢人都殺 光了，誰來供他們役使？誰來勞作給他們的豪華奢侈生活提供各類消費品？不殺無反抗舉動的漢人而只是壓榨役使他們，這就是說要統治他們。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統治則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經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種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來體現和用語言來傳達。由於漢人的數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語言向漢族民眾下達征調的命令。又由於入塞少數民族文化上極為落後，沒有文字或只有剛創制不久相當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難以使用它來陳述較復雜的條文。更不可能教化漢人去認識這種文字。有鑒於此，征服者不得不學著使用漢語漢文。如果事情僅此而已，那局面還不算嚴重。問題在於征服者中的某些人會因“工作需要”學習使用漢語漢文而發展至對漢文化的向往和傾慕。在文化層面向華夏趨同。另一些人雖厭於讀書，但定居的舒適生活使之疏懶怠倦貪圖安逸，以至弓馬廢弛刀槍崩鏽，有如過往毫無尚武精神的漢族士大夫那般。
滿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顏女真就曾走過這樣一條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後的蒙古也都走上這條不歸路。再往更遙遠的歷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強悍，最終也融化在漢文化之中。鮮卑拓跋部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殺統一了北中國。一百年後，有位叫陳慶之的南朝人有機會到洛陽。他一看真是大開眼界。回到建康到處對人說：“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這說明經過幾代人的時間，拓跋鮮卑已完全接受漢文化。
滿清帝國的開創者努爾哈赤、奠基者皇太極、實際締造者多爾袞都通曉漢語漢文。努爾哈赤熟讀《三國》、《水滸》。皇太極、多爾袞對華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懷憂慮。祖先的前車之鑒時時在他們腦際敲著警鐘。
僅以保持本民族的統治地位為目的是不夠的。如果統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習俗上的徹底消亡為代價，那有什麼意義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於華夏，那統治地位也就只是鏡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統治權輕易地轉到純粹漢人的手中。就像楊堅代周那樣。其結果是本民族徹底消失。
滿洲統治者懷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滿族對漢族的統治，又要務使不被漢族同化。換言之，決不重蹈先輩們的覆轍。從實際上考慮，確實不可能要數量數百倍於滿族的漢族民眾習滿文滿語，但卻可以要漢人丟棄自己民族的衣冠發式而依從滿族的衣冠發式。
民族文化的構成除了文字語言外還有衣冠發式風俗習慣等。如果說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內涵，那麼衣冠發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觀。滿清征服者不得已從漢語漢文，但若能令使漢人皆從滿族衣冠發式那也差強人意。而且很多時候外觀重於內涵。外觀一眼便及，內涵須進入才知。更何況大量的漢族民眾都是文盲、半文盲。對於他們來說外觀幾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層，還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奧秘。那就是外觀的相同可以營造一重“同類項”的感覺。全國所有的人都剃發垂辮、窄衣緊袖，原有的“華夷之辨”一說就似乎失去了依據。說華皆華，說夷皆夷。漢族在形貌上已被滿族同化。至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關鍵在於人數極多的漢人已不再把人數極少的滿人視為異類。因為起碼在服式發式上已無可把漢人滿人加以區分。恍然間漢人可以體認這個政權並非外來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權，所以也就不容易萌發將其驅離的念頭，那麼滿清也就可以安然渡過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滿洲貴族為改換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為他們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國“屬夷”的身份來統治不論從經濟、文化還是人數、地域上都遠遠高於他們的漢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毀漢民族的民族自豪感與文化優越感，改換衣冠可以造成一種“同類化”的假像，避免漢人因“華夷之辯”“夷夏大防”引發“亡國之痛”與“故國之思”，從而保證自己的長久統治。因此，滿清在對待漢式冠服的政策問題上，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這種深謀遠慮決不會為一時的困難所動，更不會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軟。（佚名《清初漢族人民反剃發鬥爭的悲壯昭示》） 滿清政府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當剃發易服砍下了最後一個具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時，就決定了在華夏上大上葬送的不僅僅是一襲衣冠！
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立場上來評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實用主義的態度歪曲歷史。１７世紀的中國人還不可能“進步、超前”的“覺悟”到“超越民族正統論” “維護民族團結”之類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國人對後金（清）的認識，不過是一個和自己仇殺過半個世紀的“韃虜”，對努爾哈赤，明人始終以“奴酋”稱呼之。加之清軍入關之後的凶殘、暴虐，傳統上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辯”，使得漢人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外來政權。盡管滿洲貴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暫時維持統治，但要漢人從心理上認同這樣的異族政權，恐怕非常困難，而這樣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關系著滿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萬人敵視、仇恨的目光，滿洲貴族和清廷統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實。因此，必須致力於“同化”，獲得漢人的認同，避免漢人因發式、衣冠的差異引發“華夷之辯”，產生“亡國之痛”，進而起來“驅除胡虜”。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轍。
剃發易服、殺人屠城之後，還必須銷贓滅跡，這就有了滿清政府的另一項重要“德政”—文字獄。魯迅先生對之亦有深刻論述：“文字獄的血跡已經消失，滿洲人的凶焰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魯迅《病後雜談之余》）
史學巨擘章太炎先生論述說，“隆慶（明穆宗年號）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 ……由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減者邪！” 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書，其陰騭不後於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辯種族……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植不萌。俄羅斯滅波蘭易其語言，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俗，滿洲滅中國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洲之穢德，後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發奮自立，且絕其由蘗邪？自是以後，掌故之守，五史之錄，崇其諛佞，獎褒虛美，專以駕言狂曜，使莫能罪狀己以階革命，偉哉，夫帝王南面之術，固騭於秦哉！”（章太炎《哀焚書》）
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也論述說：“在二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為了貫徹奴化政策，曾經嚴厲執行一個長時期的文化殺戮，舊書新書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詆毀的地方，全書抽毀或禁行或全毀。現存的作者一被舉發，充軍，殺頭，籍沒連接一大套。留下來的成績是一大部經過抽改，經過“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庫全書，一大套禁毀書目，和幾萬萬被壓迫人民的仇恨。 滿清政府為什麼這樣做？因為它是少數民族，單憑一點有限的武力，和由這武力所締構的窮凶極惡的專制政權，來奴役廣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來這一手文化殺戮。”(原載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政權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滿清統治者這樣，徹底摧毀漢人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漢人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漢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隸！滿清統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於刑殺；所“漢化”深者：工於心術而極力摧殘漢人，尤其漢族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異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對此，魯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 ……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魯迅《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
其實，剃發易服政策，並非女真--滿洲統治者的專利，歷朝歷代，每逢漢族人民淪為異族統治者的奴隸時，常常伴隨剃發易服的悲劇發生，滿清只不過是做得最堅決、最徹底的一個。
例如第一章所述：在宋朝，金人天會年間就曾向漢人下令削發，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過要漢人薙發令，即令在京士庶須剃發為蒙古族裝束。（《中國古代服飾史》周錫保1984年9月版）明初，漢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之後，又恢復漢族衣冠“壬子，詔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紀太祖二），就算是在最強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對漢人強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體內容見下。
吐蕃占領敦煌初期，尚乞心兒強行推行蕃化政策，讓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學說蕃語、赭面紋身，據《張淮深碑》載，當時“河洛沸騰，……並南蕃之化，……撫納降和，遠通盟誓，析離財產，自定桑田。賜部落之名，占行軍之額”，落蕃漢人從此不得不形遵辮發，體美織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內心銜怨含恨近百年而無路申屈。” 《陰處士修功德記》中也有“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發”之語。由此可見，吐蕃統治者在敦煌地區以強硬的措施迫使漢人說蕃語、左衽而服、辮發、紋身，甚至從嬰兒就開始做起。這一系列政策無非是想從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等方面消滅民族差別，希望漢人從一出生就把自己當成吐蕃人。
吐蕃的這種蕃化政策，不僅限於沙州一地，而是在蕃占的整個河隴地區推行。但落蕃的漢人並沒因身著蕃裝、口言蕃語而生出一顆吐蕃心來，他們依舊懷念著大唐，依舊記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們蕃服、蕃語、漢人心。當唐使劉元鼎出使吐蕃時，在龍支城，數千老人向他邊稽拜邊哭泣著，他們向劉元鼎詢問大唐天子現在還好嗎，其中一位說“我們跟隨軍隊在此沒蕃，現在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還記念我們這些可憐的落蕃之臣嗎？大唐的軍隊何時到來呀？”說到這裡，已經嗚咽地說不出話來。劉元鼎悄悄問他是哪裡人，他說原是豐州人氏。“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己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新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一吐蕃下）
沙州漢人更是沒有忘記曾是大唐的子民，他們雖身著蕃裝臣於蕃虜，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時候，都穿上中原漢人的服飾，號啕大哭，東向而拜，祭後再將漢服脫下秘密藏起。“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上同）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許多落入吐蕃的漢人都未能見到敦煌重歸大唐的那一天，而當他們即將面對死亡的時候，他們總是囑咐自己的子孫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是大唐，後輩們為死去的先人穿上漢人的服色出殯入葬，使先人能夠帶著一點安慰在另一世界實現回歸大唐的夢想。唐代元稹的《縛戎人》詩說：
眼穿東日望堯雲，腸斷正朝梳漢發。
近年如此思漢者，半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孫學鄉音，猶話平時好城闕。
老者儻盡少者壯，生長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漢民，便恐為蕃心。
吐蕃統治下的漢人，無時無刻不懷念著大唐和痛恨著吐蕃。落入蕃中的漢人，除了公開的反抗以外，還常常計劃出逃，在白居易的《縛戎人》中有雲：
一落蕃中四十載，身著皮裘系毛帶。
唯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
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殘筋骨，更恐年衰歸不得。
為了鞏固統治，吐蕃還實行: 統治形式游牧化、土地實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吐蕃統治者實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占地區的人民，但實際上，吐蕃與占領區其他民族間的矛盾始終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實行反而激發了落蕃人民“永拋蕃醜”的鬥志與決心。
第三節 剃發易服的結束只是華夏衣冠消失的開始
滿清的鐵腕鎮壓，完成了剃發易服的“弘願”。然而，剃發易服的結束只是華夏衣冠消失的開始。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廷撤藩，吳三桂在雲南舉兵反清，又以蓄發、復衣冠相號召，時，吳三桂召集諸將於永歷帝陵前，“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於是，“各具漢官威儀，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酗酒山呼。”（《明季裨史初編》卷二六）表演頗富戲劇性。次年，福建耿精忠、廣東尚之信相繼響應，蓄發、易服，一如三桂。所過洲縣，具令剪辮、復衣冠，一時風靡，不半載而有半壁河山。 “令下之日，速宜剪辮，留發包網，所有官員領帶綬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漢人舊制，毋得混淆，共敦華夏之風，復堵文章之舊，如有頑抗，軍令不赦！”（《清初莆變小乘》）吳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斥滿清統治者“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 聲稱要“共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奉天討虜檄》）雲雲，不過吳三桂之流叛國棄義、為虎作倀，為異族侵略者充當鷹犬爪牙劊子手的漢奸面目和卑污人品早已為世人憎厭、唾棄。拉攏不到太多支持者，終不免敗亡，且殃及子孫。吳三桂為籠絡人心，去祭奠永歷帝，這本身就是個嘲弄：大家都知道，永歷帝朱由榔父子，就是被吳三桂殺害的！等吳三桂認識到“兔死狗烹”的時候，已經成了一個人見人厭的人渣！既為廣大漢族人民所鄙視，又為清廷所不容。
滿清王朝在全國統治剛剛確立之時，盡管全國老百姓都被迫剃發、換裝，但殘存的反抗、抵觸意識並沒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際，有人還是看不慣滿式衣冠，他們鄙薄地說：“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同時感嘆明朝的“衣冠文物”。這種譏諷甚至也傳到了滿清皇帝的耳朵裡。滿清最大的文字獄，曾靜、呂留良一案中，雍正就以呂留良為首的漢族知識分子質疑滿清統治合法性的種種非議編纂《大義覺迷錄》一書，進行“嚴正駁斥”，其中有一段專門論述衣冠服飾的問題。
雍正說，滿清統治者戢定禍亂，拯救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繼承天命而撫有華夏，讓老百姓都過上了好日子，仁德義舉、法令政績哪一樣比不上古代的聖賢？本朝既然受命於天，本朝的衣服就應該成為中原華夏乃至萬邦各國的表率，又怎麼能容忍那些愚昧無知的人對本朝的衣冠服飾妄加議論詆毀？況且本朝繼承祖宗的鴻業，敬奉歷代聖明皇帝的成規，代代相承，已經有一百余年，又怎麼能舍棄自己原有的衣冠去依從他人，屈降尊貴而去附就低賤，改變衣冠的道理？ “我世祖皇帝統一區夏，戢定禍亂，救民於水火之中…… 況我朝席祖宗之鴻業，奉列聖之成規，歷代相承，已有百余年，豈有舍己而從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大義覺迷錄 • 奉旨問訊曾靜口供二十四條之十六》）胤禎的意思已經非常清楚：滿洲衣冠和漢衣冠的根本區別在於，這是奴隸主和奴隸的區別，尊貴與低賤的區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區別！這對那些抱著滿清的臭腳大唱贊歌，一相情願鼓吹“團結平等”余秋雨、二月河之流，真是耳光響亮！
乾隆中，江西撫州金谿縣生員劉震宇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一書，抒發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觀點，被乾隆發現，認為他大逆不道：“劉震宇自其祖父以來，受本朝教養恩澤已百余年，且身到黌序，尤非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制，居心實為悖逆”。為打擊與他有同樣思想的人，用他開刀，以儆其余“將其處斬，書版銷毀。”（《清高宗實錄》卷四五○ 十八年十一月癸亥）
在滿清，“漢服”是政治高壓下的過濾詞，同屬於文字獄性質的政治問題。 “功令嚴勅，方巾（漢服一種帽子）為世大禁，士遂無平頂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窺瞷，慘禍立發，琴川二子，於按公行香日，方巾雜眾中，按公瞥見，即杖之數十，題疏上聞，將二士梟首斬於市。”從符號學來看，滿清統治者通過禁絕“漢服”的所指，來抹殺“漢服”的能指。形式層面的消亡最終導致意義層面的斷缺。從語言學來看，“漢服”有其語形無其語義，“衣冠”、“唐裝”、“華服”等詞彙也失去了實質性的依托成為虛假概念。（王家楨《研堂見聞雜錄》）
另，為預防滿清貴族內部也出現向往漢服的思想趨向，乾隆又把皇太極的“聖謨”抬出來當“整風”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極一樣“現身說法”。一天，弘歷身著漢式皇帝的冕旒兗服召見親王大臣，問是否像漢人，眾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後答“皇上於漢誠似矣，於滿則非也。”這話正中弘歷的心坎，弘歷於是把“祖訓”（指皇太極關於恪守滿式衣冠的“訓誡”）大大稱贊一通：“朕每敬讀聖謨不勝欽懍感慕 ……我朝滿洲先正之遺風，自當永遠遵循。” 又繼續發表了新的“祖訓”“衣冠必不可輕言改易 ……所願奕葉子孫，維深根本之計，毋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訓，庶幾不為獲罪祖宗之人。”（《清高宗實錄》三十八年）可知，堅持滿式衣冠，始終是清王朝前後一貫、堅定不移的基本“國策”。
雖然如此，華貴、典雅的漢族服飾仍然以其無可比擬的巨大魅力吸引著廣大人民，甚至連一向熱衷於參禪悟道、附庸風雅的胤禎、弘歷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宮藏畫中，有大量胤禎、弘歷父子衣著漢服的畫像，如《松石流泉圖》《觀畫圖》《行樂圖》等等。這就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現像：包括滿清皇帝在內的許多滿漢官民，在內心裡都表現出對漢族服飾的強烈渴望和欣賞，但在表面上，卻又嚴令禁斷漢服。說到底，保證滿清王朝的長久統治，終究是最重要的，因為一旦恢復漢服，文化的強大征服力很可能讓人數不多的滿洲人淹沒在全面“漢化”的潮流之中。想到這一點，弘歷沒理由不對皇太極的“聖謨”“不勝欽懍感慕”，贊嘆祖先的“先見之明”。
從這些也可知道，漢族服飾雖然消失在漢人的生活中，但是滿裝發飾並沒有全部被漢人接受，特別是思想意識上的認可。有些漢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始終懷有民族感情，懷念漢族的衣冠制度，這種意識是潛在的，但始終存在，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漢族人民隱藏的民族意識的折射。隨著時光的流逝，滿清標榜的“滿漢一體”的衣冠發式，不斷地麻痹著廣大的“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漢人的神經。這種民族情緒雖然始終沒有徹底消亡，卻也越來越趨於淡漠。當剃頭令的血跡逐漸被歷史的塵埃遮蓋，漢族士人一批批趕往科舉考場再派往四處為官之時，中國人的對滿清的認同也在不知不覺當中漸漸形成。清初的北京居民見到身著漢式衣冠的朝鮮使臣，還痛哭涕泣，到清中葉，再見到同樣的衣冠，反覺驚訝，認為自己的剃發垂辮、窄衣緊袖，才是“華夏正宗”。
有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鴉片戰爭之際，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滿清忠臣林則徐經過澳門，見到西洋人的發式裝束，竟鄙夷的說“真乃夷俗也！”這實在有點井底之蛙的可笑、滑稽，他恐怕沒想到：在對方的眼裡，林某人的長袍、馬褂、瓜皮帽，再加一條豬尾巴的裝束，其實更值得鄙夷！鴉片戰爭之後，被英軍俘獲的清兩廣總督葉銘琛因其裝束特異，被英國殖民政府當作“野蠻人的標本”，放置在印度加爾戈達街頭的籠子裡示眾，英國的TIMES報對葉銘琛裝束打扮進行了詳細描述，尤其對他的豬尾巴辮子進行了盡情的揶揄、嘲弄。這對一向數典忘祖、狂妄自大，野蠻落後、愚昧無知，動輒把別人蔑稱為“蠻夷”的滿清殖民政府，真是一記響亮的耳光！
#2 - 2007-7-16 12:32
Terrible
地球
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禮拜訪滿清忠臣賣國賊李鴻章，雙方就辮發衣冠的問題進行辯論，李鴻章對日本人明治維新之後風俗服飾全面仿效歐美表示不滿，對日本人古代全面仿效中國則表示贊賞。森有禮也同樣對滿清的剃發垂辮發表了異議，李鴻章辯駁說“衣服舊制體現了祖宗的遺志，其子孫應該尊重，萬世保存才是。”（《李鴻章森有禮問答節略》）這可真是名副其實的數典忘祖、認賊作父。李鴻章既然知道日本的古代服飾是仿效中國的，那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祖宗的發式服飾應該是什麼樣子，竟然昧著良心、恬不知恥的把滿大人剃發垂辮、窄衣緊袖的打扮說成是“祖宗的遺志”，還要“萬世保存”，實在不知道李鴻章的祖宗到底是誰？！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起義者又恢復蓄發，以此作為反對滿清王朝的標志。太平天國在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討胡檄》中列舉了滿清政府對漢族人民，進行民族壓迫與民族奴役的種種反動殘暴罪行：“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犬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令韃 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為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
檄文中特別指出“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 華夏民族（漢族）素來對衣冠服飾極為重視，“華夏”之稱，本身就源於其華美的衣服。《尚書正義》注“華夏”：“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左傳•定公十年》疏雲：“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千百年來，寬衣大袖、峨冠博帶的服飾，加上蓄發、束發的傳統，共同構成華夏民族（漢族）延續上千年的獨特風景線，也成為古典中國文明在外觀上的重要像征！古典中國因之賦有“衣冠古國”的美譽！正因為如此，“衣冠”之於華夏，才有著根本的意義！晉室南遷，史稱“衣冠南渡”；士大夫聚會，稱為“衣冠聚談”；反清復明，亦始終以“復衣冠”為旗幟。1648年四月，李成棟在廣州舉兵反正，詩人鄺露記為“永歷二年閏三月十五日，東粵始復冠裳。”冠裳在這裡已經成了漢族的指代，足見華夏衣冠對於漢民族的重要！三千年來，衣冠服飾對於維系華夏民族（漢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自信力，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其影響力不下於漢語漢字！
永歷十三年七月（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鄭成功、張張煌言大舉北伐，沿長江而上，兵薄南京，沿途人民歡呼雀躍，簞食壺漿，紛紛來附，“父老持酒牛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為十五年來所未見。”（全祖望《覲張公神道碑》）漢族人民在滿清政府野蠻殘暴的民族奴役之下，遭受的精神摧殘於此可見！ 張煌言在以延平郡王鄭成功的名義發布的“討虜”檄文中，非常明確的表明了“反清復明”的主旨：“衣冠變為犬羊，江山淪於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切齒於奴酋者也。……出生民於水火，復漢官之威儀。……誰非中國紳衿？時窮勢屈，委質虜廷，察其本懷，寧無隱忍？天經地義，華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 （張煌言《張蒼水集》）
需要說明的是，在古代典籍中，關於漢服的記載，用的最多的是“衣冠”、“冠裳”，而不是漢服，其中原因大致是這樣，一是歷來根深蒂固的華夏（漢）文化本位主義。在古人看來，世間有三種生靈：華夏、夷狄、禽獸。華夏當然最開化、最文明，夷狄次之。“衣冠”作為華夏文明的像征，是默認的，具有惟一性，“夷狄”是沒有的，“禽獸”更不用說；因此，“衣冠”前面也不必加上“華夏”或者“漢”字進行強調。同樣的道理，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史籍為數不多的“漢服”字樣來自契丹、女真等非華夏民族的史料中；在非華夏民族看來，漢人的衣服，那就應該是“漢服”。二是在古代漢語語境中，長期使用“華夏”“中華”指代“漢族”，因之，“漢服”的提法就不多見。這其中也折射出漢人長期以來的民族優越感和自我文化中心主義，不願意把自己和其它族群相提並論。另一方面，經過遼宋夏金元的民族大衝突、大遷徙、大融合階段，到明清交替前後，中國境內不同種族之間的族群意識都空前增強，包括漢民族在內，對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逐漸發生著轉變，這從對“漢服”的用詞也可以折射出來：
明崇禎四年（1631年），發生明後金大凌河之役，明廷的監軍兵備道張春兵敗被俘，堅不投降，後金仿效匈奴扣留蘇武的方式，將其監禁在沈陽三官廟。當時，一位出使後金的朝鮮使者回國後，向朝鮮國王報告張春的情況說，（張春）“不為剃頭，著漢服居於寺中雲。”[朝鮮]（《李朝實錄》仁祖九年閏十一月壬戊）朝鮮文獻對張春的衣服，沒有稱“明服”，而用“漢服”。一方面，是出於非華夏民族的認識角度，另一方面亦可見，漢族服飾的概念，在當時已經初步形成並被我們的鄰邦承認！
南明永歷十三年，（1659年），永歷朝廷流亡緬甸，過著寄人籬下的凄苦生活。 八月十三日，緬甸國王派人來請黔國公沐天波過江參加十五日的緬歷年節。沐天波攜帶永歷帝原擬贈送的禮品過江後，緬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強迫他換上當地的少數民族服裝，同緬屬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禮至緬王金殿前朝見。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慣例，鎮守雲南的黔國公沐氏代表明帝國管轄雲南土司並處理周邊藩屬國家的往來事務，體統非常尊貴。這時卻倒了過來，要光著腳身穿少數民族服裝向緬王稱臣，心中苦惱可想而知。禮畢回來後，沐天波對朝廷諸臣說：“三月在井亙（吉梗）時不用吾言，以至今日進退維谷。我若不屈，則車駕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誰使我至此耶？”說完大哭起來。（顧誠《南明史》第三十章第一節）
劉寀是當時跟隨永歷朝廷流亡緬甸的朝臣，他後來在《狩緬紀事》中記錄說“上命沐天波往，至金殿前，緬人不容以漢衣冠相見，於是，跣足夷裝，以臣禮見而還。”
可見，漢衣冠在這裡代表著明廷宗主國的身份，是非常尊貴的體統：漢衣冠和“夷裝”是相對的，只有沐天波以宗主國代表的身份出現，才能身穿漢衣冠。而隨著明廷的衰亡和寄人籬下的悲慘遭遇，連漢衣冠也不被容許。
劉寀在行文中沒有用“明服”“唐服”或者“朝服”之類的字眼，而用漢衣冠，也表明對漢服概念的全面認同，在這個時候已經完全形成了！
這個歷史悲劇也深刻說明：華夏衣冠總是和漢民族的興衰休戚相關，只有華夏強盛的時候，華夏衣冠才是受人羨慕、景仰的上邦風範，當華夏衰落的時候，連自己的一領衣冠也難以保存！
滿清入關，是自歷史上“五胡亂華”以來最惡劣的歷史事件，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的最大悲哀！一位在華的外國傳教士目睹了這個過程：“大批韃靼人進入中國，來的不光是女真人，還有奴爾干人，西部古韃靼人，和魚皮韃靼人 ……不僅這樣，我還看見許來來自伏爾加河的人，韃靼人管他們叫‘阿爾加韃靼。’”（衛匡國《韃靼戰紀》）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干王洪仁玕對蓄發問題的論述：“蓋發之生於首，猶草之生於山也，山無草則崩破消磨不足以悅人觀，頭剃發則泄氣壞腦多生頭暈善忘之症。 ……腦之為用甚大，實靈魂生命也，故剃發之人定有所損，此其一也。又發為上帝生成，發於肌膚，鞠於母胎，非比袍裳出世後才做就以披於身，今上帝欲生之，而偏削之，豈不逆天？天既定於母胎之前，爾偏去於母胎之後，豈非不肖，何以為人？乃該爾等忘其身為華夏，甘為韃妖瞞天不肖之舉，此其二也。況我中土當明末妖來之時，凡百列祖必不肯剃發從妖，惟迫於勢不得已而剃之。……凡百之家亦有長發之婦媼，未聞見說天熱即癢而怨天怨母之生鞠者，只聞古有孝子曾參全受全歸，發膚無有毀傷者，此其三也。今眾等不以虧體為辱，而以削發為榮。不以逆天不肖並迫先祖之仇為忿，爾以頭皮癢而起嗔，難怪其不願為天父上帝子女，天兄基督姊妹，甘為韃妖狗奴所惑矣。”（洪仁玕《英傑歸真》）
洪仁玕論述蓄發的理由大致有這麼些：
一、蓄發美觀並且有利於身體健康，剃發難看而且損害大腦。
二、蓄發順應自然，剃發違背自然，逆天不肖。
三、頭發受之父母，剃發虧體，悖逆不孝。
四、華夏子民以蓄發為傳統，剃發是“韃妖狗奴”瞞天不肖之舉。
五、剃發忘祖，忘記祖先反剃發的仇恨。
六、發為上帝生成，剃發不符合拜上帝教教義。
總體看，洪仁玕的說法，可謂中西合璧，既有傳統的觀念，又有新的理念，折射出“西學東漸”的時代特點，應該給予肯定。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起義者又恢復漢人蓄發挽髻的傳統，以此作為反對清王朝的標志，洪秀全甚至還戴起漢式皇帝的弁冕。據當時（1854年）在華的英國軍官伶俐(F•A•Lindley)在其《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一書中，對此評價說："剃頭和頂領衣冠，是占據封建王朝統治地位的滿洲貴族，強加於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奴隸標記。"同時，針對滿清統治區和太平天國占領地區的中國人之間的外貌差異，伶俐對比說：
“經過汕頭、廈門、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總是盡量跟本地人相處在一起。我發現他們都深深痛惡當前的統治者。一般人都把殘酷、凶狠、口是心非歸之於中國人的天性，其實這多半是由於邪惡的滿清政府所造成的。這些人從嬰兒時代起，就習慣於流血和酷刑的慘像．正像他們的祖先在最近兩世紀中被韃靼征服者所屠殺的慘像一樣。統治者的無窮迫害使他們麻木不仁，墮落退化；剃發的奴隸標記使他們帶著不自然的烙印；橫恣暴虐的專制制度摧毀了並貶抑了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生命財產完全操在最卑鄙最無人心的官吏手裡，操在只有賄賂可以動心的審判官手裡；凡是反叛異族皇帝的非正義統治的人，按律是“千刀萬剮”，凌遲處死，稍涉嫌疑就被砍頭，牽連在反叛案件裡的人一律格殺勿論：如果中國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壓迫的弱小者所憑借的狡猾和欺詐，又有什麼奇怪呢? ”
“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辨、斜服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同時，使中國人感到陶醉的閉關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經常激起了歐洲人的嘲笑和輕視。可是，在太平軍中間，除了面貌之外，所有這些都已絕跡，甚至於他們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許這是由於他們在身心兩方面都擺脫了奴隸地位的緣故吧。”
“太平軍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國人之間的員突出的，最使外國人注意的對照，就是他們的外貌及裝飾的截然不同。中國人向來被認為是面目愚蠢、裝飾惡劣的民族；而使面容變醜的剃發不能不說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滿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個中國人的面部都表現了蠢笨，冷淡，沒有表情，沒有智慧，只有類似半狡猾半恐懼的奴隸態度，他們的活力被束縛，他們的希望和精神被，壓抑被摧毀。太平軍則相反，使人立刻覺得他們是有智慧的，好鑽研的，追求知識的。的 確，根據雙方不同的智力才能來看，——再不能有比這更顯著的區別，——要說他們是同一國家的人，那簡直令人無法想像。太平軍是聰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們的自由風度 特別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見被韃靼人所征服的中國人的奴顏婢膝；但是太平軍縱使面對死亡，也部表現了自由人的莊嚴不屈的風度。”
“太平軍起義前，中國的情況是極其可悲的：兩百年來的暴政壓迫，顯然消滅了這個國家的一切善良高貴的品德，滿清人入侵的惡劣影響似乎完成了對於中國人的道德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壞。”
“這樣，滿清政府的排外政策還有什麼奇怪呢?閉關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們的確知道他們的權力是建立在漢族奴隸的軟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滿洲人的血腥統治，他們的暴虐腐朽，他們篡奪中國王位的非法手段，這是大家所公認的。……自由和正義總是通過反抗暴虐統治而取得進展的，偉大的人民領袖也許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們得到了成功他們就要成為時代的英雄和愛國者。”
“滿洲統治者的這種殘忍暴行繼續了很多年，凡太平軍所到之地，都浸透了無辜者的鮮血：不但參加革命者的家屬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萬的人都以嫌疑處死。我們難道不記得野蠻的欽差大臣葉名琛的誇口麼？僅在廣東一省，他在一個月之內就殺了七萬人以上！這些人都是和平的鄉民，他們並沒有犯任何罪(因為當時太平軍距離廣東很遠)，甚至也不知道株連他們的親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只是一個滿清官吏的屠殺成績，試想：一批一批戴花領拖尾巴的滿清屠夫，將要冷酷無情地屠殺多少生命?這批屠夫從來不敢在戰場上抗拒太平軍，縱使在深溝高壘之內，倘無外國人幫助也不敢抵御太平軍，現在他們卻被派來對這些男人的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家屬， 濫施可怕的報復行為了。”
“為了徹底消滅愛國情緒，滿洲人強迫被征服的中國人剃去他們從古以來就作為珍愛裝飾的長發，強迫他們垂辨，並采用韃靼服裝，違者處死。據說，寧死不肯忍受這種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萬萬。變更民族裝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顯最能壓制人的；這無疑是粉碎中國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頭顱。”
“中國人在滿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優裕階級的住屋舒適而堅固。現在中國人已沒有多少顯著的財產，稍露財產跡像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勒索對像．從韃靼人進入中國那天起，中國就不斷地衰落下去，現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著，最墮落的迷信使他們的智慧變得遲鈍愚昧。中國在滿清政府統治之下，各方面部顯示了最悲慘的景像，一個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人的充分發展的景像．滿洲人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決定了三個方針：第一、強迫每個中國人剃發垂辮，違者以叛逆處死。第二、凡秘密結社者，作為叛國論．第三、清皇帝為了加深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在清王朝的進展和維持時期，慘道屠戮的犧牲者之多，是歐洲人從來所不能思議的，雖然根據清人入侵以來不斷發生的人民反叛和對人民所施行的屠殺的確鑿記載來判斷，這些被毀滅的生命是從亞歷山大到成吉思汗以來歷罕見的。滿洲人的野蠻統治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的殘暴的酷刑，尤其施於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們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中國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軍行列中看到，這是奇怪的事實。這也許是由於他們不同的服裝和發式。” “婦女擺脫了纏足的惡習，男子擺脫了剃發垂辮的奴隸標記，這是太平天國最顯著、最富有特色的兩大改革，使他們在外貌上大為改善，和在韃靼統治下的中國人顯出了巨大區別。” “尤其使我感動的是他們（農民）都樂於留發，這是太平和自由的標記，跟滿洲人及其強加在漢人身上的剃頭蓄辯的奴隸標記恰成對照。” “在農村，村民們同樣蓄了長發，在新政體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國的道德上的、社會上的和政治上的情況，幾乎毫無希望地瀕於險惡之境。全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極需要加以摧毀．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尋找能夠擔起這種任務的有效力量卻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喪．政府腐敗，學者萎靡不振，上流社會卑鄙而懦弱，下層階級則j忙於生存鬥爭，整個民族似乎都被縛住了手足。他們的道德力量陷於癱瘓，他們的智力才能陷於萎縮，他們的自由權利在專制淫威和荒淫無恥的勢力之下被摧毀殆盡．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吸食鴉片的流毒，磨滅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使他們變成了無能的種族． 但是在這種令人茫然沮喪的情況中，我們終於看到了目前的革命運動、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達到的成就：看到這種情況是值得我們稱的，我們要感謝上帝，使我們能夠看到這種值得稱慶的情況．”“太平軍的行為則與之相反，他們的紀律的嚴明，成功的神速，以及對於人民的愛護，約束部屬不得犯甚至在文明國家中也常有的各種罪，這一切措施都深深獲得廣大人民的愛戴。援軍從四面八方湧來；一切地方起義軍，一切被暴虐專制所迫害的人們，一切不滿異族統治的人們，一切燃燒著愛國之火的人們，都奔集到天王的旗下。”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孫中山即下“剪辮令”，下台之後的滿清親貴全然不似明末漢人那樣，堅持“頭可斷，辮不可剪”，反倒是張勛、辜弘銘這一類以滿清忠臣自居的漢人，“奉豭尾為弘寶”（豭，公豬，把豬尾巴當成大寶貝），捶胸頓足、如喪考妣的不肯剪辮子！兩百六十年前他們的祖先為抗拒滿清垂辮流血犧牲。而今他們卻為保存這滿清垂辮捶胸頓足。這貨真價實的數典忘祖說明當年滿清的“深謀遠慮”對漢人產生了多麼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比較之下，明末漢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滿清政府實際上還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讓步，發布了“十從十不從的”特令，其中男從女不從一條，使得在殘余的漢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飾——漢服女裝。為易服而來的血腥屠殺，雖然在女裝消失之前就已經停止，但翻閱歷史畫卷，我們不難發現，“未經血腥洗禮”的滿清漢族女子的服裝，看起來卻與其它朝代的服飾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條件下，漢族服飾的存在與演化是相對穩定的。我們很難辨別相隔數千年的先秦女裝與明代女裝，卻很容易區分相臨明清女裝。同時，我們又很難說出滿清時漢女服飾與旗女的服飾有多大區別。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間，雖然旗女是通體一身的旗裝，漢族女子依舊是上衣下裳的式樣，但只要延長上衣，蓋住腳面，漢女的這種裝束，在表觀上就幾乎與滿人的旗裝一般無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漢服的時候和漢女穿旗裝的需要。在滿清漢族女裝中，大量使用的立領盤扣和琵琶襟，以及緊鎖的領口都是滿裝的主要風格。可以說，至此時，漢族的女服已經全盤滿化了。
為什麼漢族服飾中的女裝，最終還是徹底的從漢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們知道，漢民族傳統服飾是“以華夏（漢後又稱漢民族）民族文化為基礎，通過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獨特華夏民族文化風貌性格，明顯區別於其它民族的傳統服裝的裝飾體系。”換句話說，漢族服飾並非只是一類服飾簡單加和，而是具有漢民族文化和精神內核的有機體系。漢民族的文化的肢體是傳統的禮法制度、文學藝術、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內核，或者說靈魂，就是對華夏民族的認同。“認同”是一種情感，也是一個方向，她指引著一切具有社會屬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脫離它們本來的歸屬中心。“民族認同感”則指向著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標志著不同民族間的差異（整體性、向心性、差異性）。“認同”是漢（華夏）文化的基礎，也是華夏文明的命脈，始終貫穿著華夏民族文明的發展，她使華夏民族得以生存發展，更是使華夏文明在與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會喪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說，沒有對華夏民族的認同，華夏文明就無從談起，更不要說健康的發展。
剃發易服，雖然僅僅換掉了男性的衣冠，但這卻是占漢族社會生活主導者的服飾。漢人認為“定禮之大，莫要於衣冠”，中國歷來就有“衣冠之制”之稱，所以衣冠是漢族禮法制度的根基，而漢服男裝又是這一根基的主導。漢服男裝的消失，使漢族社會原有的禮儀制度也隨之解體，漢族服飾不再受原有漢族傳統法度的約束。同時，滿清剃發之時，殺人立威的做法著實嚇倒了那些活下來的漢人（有“留發不留頭”氣節的人都殺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權都難以保障的情況下，漢族原有的“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沒。最重要的是滿清統治者成功的淡化漢人對華夏民族的認同情。通過剃發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華夷類同的假像，利用科舉收買拉攏部分漢族士紳，再配合文字獄、禁海令等等徹底斷絕一切使漢人可能回憶起自己民族屬性的途徑。一步步消磨漢人的民族感情。漢人對本民族傳統習俗的堅持淡化了，更多的卻是對統治階級優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一樣）。失去了的漢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認同的精神內核，殘存下來的漢族女裝，在統治階級的誘導下，向滿裝變質實是早已寫定的結果。
有人認為滿清的“十從十不從”使漢族女裝沒有在清初消失，所以，漢族婦女是自覺自願的吸收了滿裝的特征，”進化”成了清末的樣子，所以，滿清的女裝不是漢族的恥辱。但事實絕不是如此簡單。
首先不能以是否被迫來判斷恥辱程度。清初的漢族男子剃發易服，多是被逼無奈，螻蟻尚且貪生，更何況是人，這種漢人我們尚能諒解；但是，像烏三龜這類漢奸，為自己的一己私利出賣國家、為討好異族主子自動剃頭，比被逼更為可恥。
其次，滿清剃發易服，是用暴力手段剝奪了漢族男子穿民族服裝的權利，但是清初的漢族人，心裡並不認同滿族服裝。有些漢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始終懷有民族感情，懷念漢族的衣冠制度。由此可見，雖然漢族男裝從形式上消亡了，但是漢服所承載的民族精神，並未立刻消亡，漢族人的“民族認同，自信、尊嚴、氣節、廉恥等等”並未完全消亡。
隨著時間的推移，剃頭令的血跡也逐漸被歷史的塵埃所遮蓋，這種反抗情緒雖然始終沒有完全消亡，卻也越來越趨於淡漠。在時間淹沒了清初抗清義士的慷慨悲歌之時，更有一批批漢族士人趕往科舉考場，絲毫不念及滿清轉戰燒殺三十七載為中國留下的災難和當年抗清義士的廉恥節義，卻爭著為屠戮自己祖先的人盡忠盡效。
“滿清政府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當剃發易服砍下了最後一個具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時，就決定了在華夏上大上葬送的不僅僅是一襲衣冠。”
滿清漢女服飾的滿化，也如同男子們的參加科考和辮子的進化一樣，是自覺自願的行為。但是今天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會覺得滿清漢女的著裝比明朝之前更漂亮。所以漢族女子並非單純是因為美麗而改變自己的服飾特征，在女裝變質的現像背後，隱藏的是對歷史的遺忘和對統治階級的心理屈從，更是對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離棄。這是比男子的被迫剃發易服更為可恥的事實。
不過有些人不但不以此為恥辱，反而將其說成是民族服飾融合，將其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並論，說成是中國文化進步、飛躍的表現雲雲；更有甚者，把滿族婦學習漢女裹小腳的陋習當成典型代表，以為是漢人同化了外來民族文化，沾沾自喜。這才混淆是非、廉恥喪盡的奴才行徑，是人類有史以來比烏三龜更加烏三龜的文化漢奸。
靈魂失去的同時，便是軀體腐爛的開始——滿清漢女著裝的滿化，實是滿清統治者對華夏文化破壞和對漢族精神全面扼殺的具體體現之一。
注一:胡服騎射與剃發易服的區別
“胡服是指借鑒了胡人服飾中窄袖緊身的特點，而當時，胡漢服飾的主要區別是左、右衽，而趙武靈王所著之服仍是右衽，是典型的漢服。胡服騎射是漢族借鑒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來充實、發展自己的行為，是華夏民族包容與自信的表現；然而被人脅迫而放棄本民族服飾卻是奇恥大辱，一個民族，連穿什麼衣服、保持什麼發式都不能自主，那裡還有資格奢談什麼民族尊嚴？！”
注二：十從十不從內容：
1。“男從女不從”：男子剃頭梳辮子，女子仍舊梳原來的發髻，還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蓮的陋習，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紛紛效仿，以此為美。
2。 “生從死不從”：這條即“生降死不降”。說的是人活著時穿滿人服飾，死了則穿明朝服裝，所以人死入殮，還是用明朝的服裝。
3。 “陽從陰不從”： 既然“生從死不從”，那麼陰世的事，像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漢族傳統佛道教習俗辦理，不從旗人習俗，所以叫做“陽從陰不從”。
4。 “官從隸不從”：做官老爺的，吃皇糧辦公事，觀瞻所系，自然須頂戴花翎，身穿朝珠補褂馬蹄袖的滿清官服。但隸役依舊是明朝“紅黑帽”的打扮，這就是“官從隸不從”。
5。“老從少不從”：孩子百無禁忌，穿什麼都可以，但一旦長成，還是要按旗人的規矩辦。
6。 “儒從而釋道不從”：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樣。在家人必須改穿旗人的服裝，並剃發留辮。出家人不變，仍可穿明朝服裝，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著明朝的服裝。現在明朝服飾變成僧人的制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
7。 “娼從而優伶不從”：娼妓從，唱戲演員不從。戲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飾怎麼演？廢話一句。
8。 “仕宦從婚姻不從”：這條可參照“男降女不降”。漢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這也是指服飾。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禮服，女子則依舊穿明朝的禮服，即所謂的“鳳冠霞帔”。
9。“國號從官號不從”：改朝換代了，國號滿清，叫大明當然不行。但官號就不必再另起爐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總督巡撫等，省卻許多麻煩;
10。“役稅從文字語言不從”：滿人有滿人的語言文字，跟漢語言當然不同。滿清入定中原後，滿語被定為國語，同時也使用了各個的民族語言文字，後來具有許多優點的漢語終於戰勝了各種少數民族語言，連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漢文，說起漢語了，使得漢語反而更像國語了。
注三：漢服與滿裝在外觀上的區別
滿裝的工藝，雖然很大一部分是來源於漢族文化，但是滿族服飾也有著他自身的風格特征，能夠明顯得區別於漢族傳統服飾，在此本書從五個方面來講述漢服與滿裝在外觀的區別。
線型第一：
漢服滿裝同樣都是采用平面剪裁，但是，漢服用料，遠遠大於覆蓋人體的需要。在裁剪之時，看上去雖然是平面直線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會隨著人體的結構，呈現出不同的曲線，無論從正面、側面、背面，都十分優美動人，和環境共同成為靈動的藝術品。有人說“中國人做衣服不看側面。”這實際是十分不了解中國服飾片面觀點的。漢服不僅重視人體的各個側面的線型，而且還注重人與環境對服飾的影響。果說西服是三維的藝術，那麼漢服至少是四維（加人體結構和動作）甚至是多維（加氣流等環境因素）的藝術。而滿清服裝，剪裁的時候是平面直線，穿上之後還是平面直線，而且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線。還要強調的是，和服和滿裝一樣，都是直線造型，與漢服是完全不同的風格體現
松緊第二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游牧民族的服飾，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這點與漢族服飾的寬懷豁達截然不同。即使在滿清末年，旗人服飾大量吸收了受漢人的影響，也逐漸趨向寬大，但滿清服飾的寬松程度仍遠遠不比了前代。例如：漢族傳統服裝中，貴族服飾的大袖，不僅是袖徑的寬大，也表現為袖子的長度超長。官員與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後，又可以挽回相當的長度。而滿裝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樣，袖子僅僅到腕，比滿裝的還短)。漢服袖徑寬大時可到四尺，而清裝最寬時也遠遠小於這個尺度。這種寬大的剪裁，使得漢服在穿著起來之後，可以行成如行雲流水般的流線，隨風而動，但毫不拖拉。而滿裝，即使是貴族服飾，即使後來袖子變寬，但是這種單純的加寬袖徑、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無現於漢服灑脫的仙道之風，而且還使衣服看起來顯得松散逛蕩。所以分辯”松緊”，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漢服滿裝的松緊之別，也是線形之別的原因之一，但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如滿裝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體現等等。
滾鑲第三：
滾邊也是漢服中曾出現的元素，滿裝的滾邊，實是參照漢服而形成的。但是漢服的滾邊，多是輕描淡寫的一道，為了加固衣領、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單色或繡以簡約、主題突出的紋飾。而滿裝卻客意地強調那道邊的裝飾性。滿裝能夠一件衣服上繡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鹹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外交困，國力式微。但清式服裝對細節精致要求的苛刻，恐怕卻在此時達到了有史以來最厲害最繁瑣的地步。(這件滿裝的滾邊占了服裝面積的四分之一，在漢服中從未有過如此寬闊絢麗的滾邊。)
飾物第四：
滿清裝的飾物，都來源於漢族藝術。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滾邊一樣，都是無重點的到處應用，無主題的強行拼湊。本書以婦女頭飾為例，比較一下兩者之間的區別。
漢女很重視發飾，很早就創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態的發髻，華美而不失自然。無論從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麗的。而步搖等等，也如漢服之流線一樣靈動。很顯然，滿族婦女是很羨慕此點的。所以旗女也開始刻意裝飾頭部。滿族最常用梳的頭飾叫“兩把兒頭”(或者叫“燕尾”)。梳“兩把兒頭”很復雜繁瑣，首先需要有一個較長的飾物叫扁方，它長約20釐米，寬約3釐米。梳頭時要先用自己的頭發將發纂的底座梳出，即頭後邊的“燕尾”，而且還要留下兩綹頭發。在頭頂安好那用黑緞子和鐵絲裹好的架子，再用這兩綹頭發往上梳，從左右兩側經過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種簪子、花穗子等裝點起來。這種造型，就如同開了屏的孔雀，只能從正面觀看，不能從其它角度去觀察，尤其不能從後面去觀察。這種浮華、表面化的裝飾與滾邊一樣，都是極為膚淺的審美下所產生的“二維”退化品。
拓撲第五：
例一，女子頭飾的拓撲圖型
漢女和滿女都用頭發和飾物對頭部的進行延展，並在延展區上進行修飾，但是，兩種延展方式的所產生的視覺效果卻是截然不同的。漢女頭部的延展區與頭部是一個整體的，而旗女則是兩截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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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襟與衽的拓撲圖型
滿裝的大襟本是來自漢服的右衽交領，但給人的視覺效果卻完全不同，他們的拓撲近似有著本質的區別，漢服的右衽給人的感覺依然是道完整一體的曲線，而滿裝卻是線與圈的組合。見下頁圖。
例三：扣與邊的拓撲圖型
在明朝漢服中也曾用過。但並不普及。扣子雖然方便，但是安裝在衣服飾上的盤扣，屬於短線型，這漢服整體流暢的長線型風格不符。所以僅在必要的地方，如內衣的領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著衣服剪裁線使用，如領口等。但是滿裝，卻在所有的衣服連接處使用盤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滾邊上使用。使得原本是已經十分突出的多彩條紋又加了幾個突兀”橫道”。這樣，原來呈平行的紋路上就多了幾個截斷，形成了幾個”叉”字。我們可以看到，一件漢服在制作時，這種明顯的“交叉”線極少出現！所有的線條都是平行出現，形成如國畫中鐵血描一樣的線條。而滿裝，卻在自己的衣服最明顯的部位“打叉”！破壞了原本的線型結構。從拓樸學的角度講，“相交”與“不相交”是兩種有著本質區別的圖形。見圖。
由上面幾點可見，量變產生質變。滿漢服飾，雖然同樣采用漢族的絲綢印染、刺繡紋飾、平面剪裁等等工藝技術。但是漢服渾然天成的自然之美與滿裝零零碎碎、東拼西湊的風格卻是格格不入的。
服飾風格與民族個性，文化內含和社會地位有直接關系。滿族做為落後民族，因為漢奸和中原內亂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發戶。為了顯現地位的變更，所以極力追求最華貴的裝飾效果。而膚淺的文化修養，卻使他們只懂得去欣賞表像的華麗，而無法理解其內涵的神韻。所以形成了滿風矯揉造作、浮華怯艷的特點，不倫不類，實事是審美的退化。
可悲的是，受這種“暴力地位強勢、文化修養空白”的統治者風氣影響，原本因”十不從”保留下來的漢服女裝，也和漢族的民族氣節一起，逐漸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間，就全盤滿化變質，與當時滿人的著裝風格一般無二了。
“桔生淮南則為桔，桔生淮北則為枳。”由此可見，漢族服飾的漢文化主導性，神韻，體現漢服的內涵，失去漢文化的土壤，服飾文化也會變質。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些服飾，雖然與漢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在其內涵、神韻及靈魂深處早已脫離了漢族傳統文化的範疇，所以不能稱之為“漢服”。
第四節 華夏徹底消失的危機與中國服飾的尷尬
可以想像，一旦漢人哪天忘記了那段歷史，不再認同漢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飾，那麼就真的萬劫不復了！
滿清占據中國之後，和中國同處一個文化體系的朝鮮、日本，對滿清中國的態度大為轉變：
“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漸漸的互不相認，像征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國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來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不再“中華”的帝國風景，於是不再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一個曾經到過北京、承德和沈陽的朝鮮使者說，這個帝國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蠻夷了，我們為什麼還要向他們致敬?他不再去想“中華上國”的昔日風華；一個沒有到過中國的日本文人也說，感謝大風，讓蒙元的艦艇和大軍沉在海底，也感謝大海，讓我們和蠻夷的清帝國離開好遠，那個時候，他也沒有去想這只是“一衣帶水”。”（葛兆光《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原載《書城》2004年第9期）
“朝鮮李朝把滿清視為犬羊夷狄，私下裡，稱清廷為“虜廷”，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滿清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朝鮮《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後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後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至於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竟然有“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朝鮮王室的“反清復明”秘密計劃》原載《世界華人》2004年第1期）
滿清政府自己呢？閉關鎖國，閉目塞聽，井底之蛙、妄自尊大，儼然以“天朝上國”自居。滿清貴族接過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專制主義衣缽，並將其發揚光大，將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統統稱為“夷狄”，真可謂“人不知自醜，驢不知臉長。” 至於胡服辯發，“強迫既久，習與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則蓄發之久，則以蓄發為安；辮發之久，則以辮發為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恢詭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人人都拖豬尾巴，誰不笑話誰。
19世紀，這種封閉的局面，隨著半殖民地的門戶打開而開始改變，到20世紀前後，外出留學的清國留學生成為第一批剪辮的中國人。斷辮的直接原因，無非是滿清的辮子受到外國人的極端蔑視，甚至有許多留學生因為忍受不了“豬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學。1903年，留日的湖北學生組織出版《黃帝魂》一書，在其中的《論發辨原由》一章中，痛陳發辨之罪“凡我國人所到之初，就有半邊和尚之稱，有拖尾奴才之稱，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槍斃轟之，含冤茹苦，無可告訴。”可謂受盡屈辱！並且認為，發辨之俗，極其醜陋“頭剃其半，拖曳以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
“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更是大聲疾呼：“拖辮發，著胡服，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譯言豬尾）、savage（譯言野蠻）者，何為哉？又躑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譯言拖尾奴才）者，何為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頂之發，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發乎，胡服乎，開氣袍乎，花翎乎，紅頂乎，朝珠乎，為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鄒容《革命軍》第2章 革命之原因）
魯迅先生回憶說：“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醜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劈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著，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裡，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著犯人的辮子的形像，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 （魯迅《病後雜談之余》）
維新變法失敗之後，隨著同盟會的成立、壯大，現代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反清排滿”的呼聲日益高漲，滿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為緩和尖銳的民族、階級矛盾，緩解內外交困的趨勢， 1906年，清王朝“下詔”稱，准備“仿行立憲”，但還不肯放棄滿式辮發、衣冠，拉那氏給“皇族內閣”又提出立憲原則，聲稱“一曰君權不可侵損，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辮發不准剃，四曰典禮不可廢。” 這一點垂絕之前的掙扎也不能阻擋歷史潮流，迨後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通電全國，三百年前“剃發易服”的舊事又被提起“辨發易服，使神明衣冠，淪於禽獸，而歷代相沿之文教禮俗，掃地盡矣！”民國肇造，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即下“剪辮令”：
“滿虜竊國，易吾冠裳，強行辮發之制，悉叢腥膻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淄流，以終余年，痛矣！先民慘遭荼毒，讀史至此，輒用傷懷！嗣是而後，習焉安之，騰笑五洲，恬不為怪。……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就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孫中山《命內務府曉示人民一律剪辮令》1912年3月5日）
清未民初的中國人雖然沒有忘記歷史，不過卻沒有恢復華夏衣冠，甚至沒有恢復對民族對華夏衣冠的認同。孫中山等人把滿清的辮子視為“奴性”的像征和民族壓迫的奴隸標記，務必將其剪除淨盡而後快。“以除虜俗而壯觀瞻。” 辮子自然是必須剪除的，但卻沒有恢復漢服。大概是由於革命黨人思想比較西化激進，致力於宣傳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帶、寬衣大袖在這個時候，也被視為傳統封建專制主義文化的像征，而予以拋棄。加上當時沒有能力對漢服進行系統研究，只有戲裝殘存，反而給人戲子形像。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眾習慣性等等諸多原因，以至於沒有恢復。
盡管如此，仍然有許多人對恢復漢服充滿期望。據魯迅先生回憶說，南社的眾多文人，“渴望著光復舊物”，寄希望於民國政府，希望能夠恢復“漢官威儀”。按照他們辛亥末造的想法，一旦推翻滿洲政府，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帶、寬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實際情況令他們非常沮喪。其實，包括魯迅先生自己，當時都抱有這種心態。不過仍然有人進行了實踐，錢玄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1913年在浙江就職教育司長時，身穿孔子時代的深衣、玄冠到軍政府報到，在當時轟動一時。不僅如此，錢玄同還根據《禮記》的記載，發表了《深衣冠服考》一文，向全社會推廣。不過從總體來看，民國初年恢復漢服的社會基礎是脆弱的，畢竟滿清對漢服的絞殺、摧殘是毀滅性的，滿清的剃發令使漢民族數千年的發式、衣冠傳統蕩然無存，不僅使漢民族從此失去了驕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而且使漢民族的民族認同出現了困難，其影響無論怎麼估價都不過分。 民族服飾的真正意義在於，她是一種民族認同的標志，沒有統一的認同標志，就沒有統一的穩定的民族認同心理，民國初年漢族服飾的混亂，使得孫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適當之服飾以需應之”的感嘆與焦慮。
辛亥革命後，激進的革命黨人根據日本學生服制定了中山裝；而一些保守的知識分子索性穿起了滿清遺留下來的馬褂；中間派在服裝問題上則選擇了改良主義。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裝”。本來旗裝是指旗人（不論男女）穿的袍服，但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旗裝，是指192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式女裝。這種新式女裝是在舊滿式女旗裝的基礎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緊身合體，並加大了服裝外露程度，充分顯露出女性的身體曲線美。新式旗裝最早在上海的女學生中開始流行，一時間穿新式旗裝成為新時代新女性的像征。到1930、1940年代，旗裝進入全盛期，成為中國女性的標准服裝。當年倡導剪辮的孫中山先生，卻在他的陵寢內立著身著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則一生衷愛旗裝。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據漢式傳統服裝設計了寬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凱的皇帝夢如曇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漢族傳統服飾也成了“封建殘余”被丟進了的角落。
革命黨人提倡的中山裝太為西化，沒有什麼東方的特點，外國人也沒有把中山裝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服裝來理解。而旗裝則東方風味濃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認，博得一個洋名“CHINA DRESS”，旗裝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稱為“CHINA BUTTON”。但大多數洋人並不知道所謂“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與占中國人口 90％以上的主體民族漢族的民族傳統服飾――漢服，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血緣聯系，即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觀，更沒有華夏民族的文化蘊涵。
實際上，世界各國，對中國古代人的印像，大都是拖著辮子的滿清人打扮。
偶爾翻看一日本人繪制的漫畫“水滸傳”，裡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辮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繪制的征氏姐妹“打敗”馬援漢軍的宣傳畫，其中的東漢官兵居然也拖辮子！亞洲國家尚且如此，歐美洋人自不必說！可怕的是，中國的傳媒還在拼命給國人強化這一印像，甚至許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辮子當成華夏民族的“專利”，如此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自我醜化，淪為萬國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讓炎黃子孫汗顏！
漢服在中國本土消亡了，但卻在我們的鄰邦——東瀛日本落地開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幾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飛鳥時期”（6世紀至710年）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開了全面向中國學習的大門，在之後約300年間，大量的“譴唐使”和東渡的僧侶、學者、工匠、技術人員，把中國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產技術、建築、繪畫、雕塑、音樂、文學等大量傳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進、吸取唐代漢式服裝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稱為“唐服”，雖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傳統漢式服裝的基本特點：上衣下裳相連、沒有衣領、右衽、衣袖寬大、用衣帶、不用衣扣。不過和服和標准的唐代漢服還是有些區別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歷史上的唐代漢服比較起來，稍顯拘束、小氣，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種寬容、大氣、自信、傲岸的氣派，這也是環境使之然：島國之人畢竟沒有唐代中國人那種寬闊的胸襟與博大的胸懷。最具反諷意味的是，終生拖著辮子，以滿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銘，到東瀛，見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後，竟然流著眼淚感嘆：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國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實際上，自從滿清占據中國，日本對古典華夏的心理認同就逐漸消退，乃至變成對現實清國的鄙夷與仇視。在滿清最興盛的時代，不斷有中國船到長崎，也不斷有一些遇見風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個地方。之間常常會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當時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國漢族人對當時辮發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就要喜歡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開已經漸漸平復的舊時傷疤。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讀書人雖然對歷史上的中華文化有欽慕之意，但是對現實清國的存在卻相當蔑視。……所以打心眼裡對滿清有一種敵意，因此在記載了服色之後，他不忘記添上一句:“滿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制胡服，蓋是矣。”他們說，中國已經榮光失盡，因為滿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辮發腥膻之俗已極淪溺。則彼土之風俗尚實之不可問也”。 現在還留下不少當年日本人好奇的繪畫，繪畫中的清國人都是“辮發胡服”，與史書記載中的華夏衣冠和他們想像中的中華人物，已經大不相同，於是，他們特別仔細地詢問，並且用畫筆把他們的形像畫下來，不僅是獵奇，也借了這種外觀的描述，表達一種文化上的輕蔑。
日本人的邏輯很有趣，一方面他們覺得中國衣冠已經成了野蠻胡服，滿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證明自己衣冠是文明傳統，卻又還得證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華漢服。因為只有證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華正宗，才能證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所以，他們不斷在漂流人那裡尋找自我證明。一個叫做關齡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東坡巾，告訴中國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而且故意問中國人說，你們那裡一定也有這樣的衣服吧？中國船員仔細看過後，只好尷尬地承認，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滿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於演戲列朝服飾耳”。
不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來，音樂也一樣有正、閏之分。他們追問中國船員，你們聽過朝廷的樂曲嗎？好面子的船員回答說，“細樂即唐時樂曲，但孔子祭即古樂”。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覺得，既然中國現在被滿清統治，而滿清就是蠻夷，蠻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漢文化，音樂也一定是胡人樂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問，滿清的廟堂音樂究竟與古先王之樂有什麼差異？盡管漢族船員一直堅持說“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並引朱熹作證，說朱熹是宋朝大儒，四書的注釋都是他寫的，清國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樂曲也一定是文王之樂。但是，這個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卻反唇相譏地說：“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禮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嘗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墳）典以新制清樂邪？”盡管中國船員仍然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還是直截了當地說：“貴幫之俗，剃頭發，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
在這種看上去義正辭嚴的話面前，中國船員只好以退為進，勉強遮掩應答說：“僕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其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原載《書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鮮、越南、流球（即今之日本衝繩）的民族服飾也受到漢服的影響。朝鮮、越南立國上千年來，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國當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飾、發式都和中國相似。（朝鮮、越南上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其中，朝鮮古稱箕子朝鮮、衛滿朝鮮，漢武帝元封二年，定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唐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稱交趾，秦始皇始設像郡，漢武帝元鼎五年，定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漢末改稱交洲，唐初始稱安南，置安南都護府，治地河內；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國直屬郡縣，公元968年，丁部領建立丁朝，開始成為獨立的封建王朝，自稱“大瞿越國”。）在服飾上，尤其是宮廷禮服，國王、大臣的朝服，幾乎就是中國漢族王朝宮廷禮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試以朝鮮末代國王李朝高宗以及越南末代國王保大所著之弁冠、兗服來看，與明朝宗藩服飾如出一轍，不過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顯得小一號而已，因為朝鮮、越南是中國的藩屬國，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禮數，不能超過宗主國。以漢族帝王的正式禮服——冕旒兗服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鮮、越南是六旒的。朝鮮的民族服飾至今還在延續，越南的民族服飾持續到法國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殘留。清王朝統治中國之後，日本、朝鮮、越南與中國的文化聯系逐漸減少，心理隔閡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鮮，表面上，迫於清廷的威勢，按期前來“朝貢”；實際上，對清廷充滿怨氣，背地裡把清廷稱為“虜朝”，把滿清皇帝稱為“胡皇”，並堅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禎紀年，一直延續到崇禎二百六十五年。朝鮮人認為，滿清統治中國，“華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華”自居.
滿清占據中國之後的兩百多年間，與中國南疆山水相連的安南（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著明式衣冠，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來的許多珍貴照片和大量的歷史資料可以明確的反映出這一點，（附圖）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898年駐雲南府（今昆明）的法國領事方蘇雅（Auguste Francois 1857.8.20~1935.7.4）所著龍袍的照片，（附圖）被許多人誤認為是古代皇帝的龍袍或者中國戲曲中的裝束，實際上，方蘇雅所著之服，乃是安南國王的朝服，從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無二。實際上，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印像裡，“漢服”就是古裝或者戲服。顯然，這一切都得益於滿清統治者的“文治武功”。
史書上關於琉球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隋王朝曾遣大臣朱寬到達琉球。12世紀，琉球群島出現南山、中山、北山三國，分別在琉球群島的南部、中部和北部。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三國開始向明政府朝貢，從此成為中國的藩屬。1416年～1429年，中山國王尚巴志征服北山、南山，形成統一的琉球王國，並接受明廷的“冊封”。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琉球由滿清政府於1879年割讓給日本。流球語言主體為閩南語，原居民多是由東南沿海的漢人遷徙過去的，至今，許多琉球人仍然身著明式漢服。
最可笑的，是中國人自己，上千年漢唐衣冠喪失殆盡，穿個旗人的馬褂，卻叫“唐裝”。至於“旗裝”，可以望文生義，也就是旗人婦女的袍服，雖然今天的“旗裝”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裝比較起來略有變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點：立領、緊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見到漢人發明、創造的寬衣大袖是卻稱為“和服”，而和漢人的傳統服裝沒有血緣聯系的馬褂、旗裝，反登堂入室，鳩占鵲巢，成為中國的“國服”，甚至也獲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對這種歷史的捉弄，實在令人苦澀不堪！又痛心無比！
結語：
歷史，是不能泯滅的記憶，華夏衣冠的消失只是暫時的，她的復興也是必然的！因為，任何政治和權力都是暫時的，而美是永恆的！文化是永遠的！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起義者又恢復蓄發，以此作為反對滿清王朝的標志。太平天國在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討胡檄》中列舉了滿清政府對漢族人民，進行民族壓迫與民族奴役的種種反動殘暴罪行：“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犬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令韃 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為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
檄文中特別指出“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 華夏民族（漢族）素來對衣冠服飾極為重視，“華夏”之稱，本身就源於其華美的衣服。《尚書正義》注“華夏”：“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左傳•定公十年》疏雲：“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千百年來，寬衣大袖、峨冠博帶的服飾，加上蓄發、束發的傳統，共同構成華夏民族（漢族）延續上千年的獨特風景線，也成為古典中國文明在外觀上的重要像征！古典中國因之賦有“衣冠古國”的美譽！正因為如此，“衣冠”之於華夏，才有著根本的意義！晉室南遷，史稱“衣冠南渡”；士大夫聚會，稱為“衣冠聚談”；反清復明，亦始終以“復衣冠”為旗幟。1648年四月，李成棟在廣州舉兵反正，詩人鄺露記為“永歷二年閏三月十五日，東粵始復冠裳。”冠裳在這裡已經成了漢族的指代，足見華夏衣冠對於漢民族的重要！三千年來，衣冠服飾對於維系華夏民族（漢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自信力，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其影響力不下於漢語漢字！
永歷十三年七月（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鄭成功、張張煌言大舉北伐，沿長江而上，兵薄南京，沿途人民歡呼雀躍，簞食壺漿，紛紛來附，“父老持酒牛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為十五年來所未見。”（全祖望《覲張公神道碑》）漢族人民在滿清政府野蠻殘暴的民族奴役之下，遭受的精神摧殘於此可見！ 張煌言在以延平郡王鄭成功的名義發布的“討虜”檄文中，非常明確的表明了“反清復明”的主旨：“衣冠變為犬羊，江山淪於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切齒於奴酋者也。……出生民於水火，復漢官之威儀。……誰非中國紳衿？時窮勢屈，委質虜廷，察其本懷，寧無隱忍？天經地義，華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 （張煌言《張蒼水集》）
需要說明的是，在古代典籍中，關於漢服的記載，用的最多的是“衣冠”、“冠裳”，而不是漢服，其中原因大致是這樣，一是歷來根深蒂固的華夏（漢）文化本位主義。在古人看來，世間有三種生靈：華夏、夷狄、禽獸。華夏當然最開化、最文明，夷狄次之。“衣冠”作為華夏文明的像征，是默認的，具有惟一性，“夷狄”是沒有的，“禽獸”更不用說；因此，“衣冠”前面也不必加上“華夏”或者“漢”字進行強調。同樣的道理，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史籍為數不多的“漢服”字樣來自契丹、女真等非華夏民族的史料中；在非華夏民族看來，漢人的衣服，那就應該是“漢服”。二是在古代漢語語境中，長期使用“華夏”“中華”指代“漢族”，因之，“漢服”的提法就不多見。這其中也折射出漢人長期以來的民族優越感和自我文化中心主義，不願意把自己和其它族群相提並論。另一方面，經過遼宋夏金元的民族大衝突、大遷徙、大融合階段，到明清交替前後，中國境內不同種族之間的族群意識都空前增強，包括漢民族在內，對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逐漸發生著轉變，這從對“漢服”的用詞也可以折射出來：
明崇禎四年（1631年），發生明後金大凌河之役，明廷的監軍兵備道張春兵敗被俘，堅不投降，後金仿效匈奴扣留蘇武的方式，將其監禁在沈陽三官廟。當時，一位出使後金的朝鮮使者回國後，向朝鮮國王報告張春的情況說，（張春）“不為剃頭，著漢服居於寺中雲。”[朝鮮]（《李朝實錄》仁祖九年閏十一月壬戊）朝鮮文獻對張春的衣服，沒有稱“明服”，而用“漢服”。一方面，是出於非華夏民族的認識角度，另一方面亦可見，漢族服飾的概念，在當時已經初步形成並被我們的鄰邦承認！
南明永歷十三年，（1659年），永歷朝廷流亡緬甸，過著寄人籬下的凄苦生活。 八月十三日，緬甸國王派人來請黔國公沐天波過江參加十五日的緬歷年節。沐天波攜帶永歷帝原擬贈送的禮品過江後，緬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強迫他換上當地的少數民族服裝，同緬屬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禮至緬王金殿前朝見。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慣例，鎮守雲南的黔國公沐氏代表明帝國管轄雲南土司並處理周邊藩屬國家的往來事務，體統非常尊貴。這時卻倒了過來，要光著腳身穿少數民族服裝向緬王稱臣，心中苦惱可想而知。禮畢回來後，沐天波對朝廷諸臣說：“三月在井亙（吉梗）時不用吾言，以至今日進退維谷。我若不屈，則車駕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誰使我至此耶？”說完大哭起來。（顧誠《南明史》第三十章第一節）
劉寀是當時跟隨永歷朝廷流亡緬甸的朝臣，他後來在《狩緬紀事》中記錄說“上命沐天波往，至金殿前，緬人不容以漢衣冠相見，於是，跣足夷裝，以臣禮見而還。”
可見，漢衣冠在這裡代表著明廷宗主國的身份，是非常尊貴的體統：漢衣冠和“夷裝”是相對的，只有沐天波以宗主國代表的身份出現，才能身穿漢衣冠。而隨著明廷的衰亡和寄人籬下的悲慘遭遇，連漢衣冠也不被容許。
劉寀在行文中沒有用“明服”“唐服”或者“朝服”之類的字眼，而用漢衣冠，也表明對漢服概念的全面認同，在這個時候已經完全形成了！
這個歷史悲劇也深刻說明：華夏衣冠總是和漢民族的興衰休戚相關，只有華夏強盛的時候，華夏衣冠才是受人羨慕、景仰的上邦風範，當華夏衰落的時候，連自己的一領衣冠也難以保存！
滿清入關，是自歷史上“五胡亂華”以來最惡劣的歷史事件，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的最大悲哀！一位在華的外國傳教士目睹了這個過程：“大批韃靼人進入中國，來的不光是女真人，還有奴爾干人，西部古韃靼人，和魚皮韃靼人 ……不僅這樣，我還看見許來來自伏爾加河的人，韃靼人管他們叫‘阿爾加韃靼。’”（衛匡國《韃靼戰紀》）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干王洪仁玕對蓄發問題的論述：“蓋發之生於首，猶草之生於山也，山無草則崩破消磨不足以悅人觀，頭剃發則泄氣壞腦多生頭暈善忘之症。 ……腦之為用甚大，實靈魂生命也，故剃發之人定有所損，此其一也。又發為上帝生成，發於肌膚，鞠於母胎，非比袍裳出世後才做就以披於身，今上帝欲生之，而偏削之，豈不逆天？天既定於母胎之前，爾偏去於母胎之後，豈非不肖，何以為人？乃該爾等忘其身為華夏，甘為韃妖瞞天不肖之舉，此其二也。況我中土當明末妖來之時，凡百列祖必不肯剃發從妖，惟迫於勢不得已而剃之。……凡百之家亦有長發之婦媼，未聞見說天熱即癢而怨天怨母之生鞠者，只聞古有孝子曾參全受全歸，發膚無有毀傷者，此其三也。今眾等不以虧體為辱，而以削發為榮。不以逆天不肖並迫先祖之仇為忿，爾以頭皮癢而起嗔，難怪其不願為天父上帝子女，天兄基督姊妹，甘為韃妖狗奴所惑矣。”（洪仁玕《英傑歸真》）
洪仁玕論述蓄發的理由大致有這麼些：
一、蓄發美觀並且有利於身體健康，剃發難看而且損害大腦。
二、蓄發順應自然，剃發違背自然，逆天不肖。
三、頭發受之父母，剃發虧體，悖逆不孝。
四、華夏子民以蓄發為傳統，剃發是“韃妖狗奴”瞞天不肖之舉。
五、剃發忘祖，忘記祖先反剃發的仇恨。
六、發為上帝生成，剃發不符合拜上帝教教義。
總體看，洪仁玕的說法，可謂中西合璧，既有傳統的觀念，又有新的理念，折射出“西學東漸”的時代特點，應該給予肯定。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起義者又恢復漢人蓄發挽髻的傳統，以此作為反對清王朝的標志，洪秀全甚至還戴起漢式皇帝的弁冕。據當時（1854年）在華的英國軍官伶俐(F•A•Lindley)在其《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一書中，對此評價說："剃頭和頂領衣冠，是占據封建王朝統治地位的滿洲貴族，強加於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奴隸標記。"同時，針對滿清統治區和太平天國占領地區的中國人之間的外貌差異，伶俐對比說：
“經過汕頭、廈門、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總是盡量跟本地人相處在一起。我發現他們都深深痛惡當前的統治者。一般人都把殘酷、凶狠、口是心非歸之於中國人的天性，其實這多半是由於邪惡的滿清政府所造成的。這些人從嬰兒時代起，就習慣於流血和酷刑的慘像．正像他們的祖先在最近兩世紀中被韃靼征服者所屠殺的慘像一樣。統治者的無窮迫害使他們麻木不仁，墮落退化；剃發的奴隸標記使他們帶著不自然的烙印；橫恣暴虐的專制制度摧毀了並貶抑了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生命財產完全操在最卑鄙最無人心的官吏手裡，操在只有賄賂可以動心的審判官手裡；凡是反叛異族皇帝的非正義統治的人，按律是“千刀萬剮”，凌遲處死，稍涉嫌疑就被砍頭，牽連在反叛案件裡的人一律格殺勿論：如果中國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壓迫的弱小者所憑借的狡猾和欺詐，又有什麼奇怪呢? ”
“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辨、斜服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同時，使中國人感到陶醉的閉關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經常激起了歐洲人的嘲笑和輕視。可是，在太平軍中間，除了面貌之外，所有這些都已絕跡，甚至於他們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許這是由於他們在身心兩方面都擺脫了奴隸地位的緣故吧。”
“太平軍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國人之間的員突出的，最使外國人注意的對照，就是他們的外貌及裝飾的截然不同。中國人向來被認為是面目愚蠢、裝飾惡劣的民族；而使面容變醜的剃發不能不說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滿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個中國人的面部都表現了蠢笨，冷淡，沒有表情，沒有智慧，只有類似半狡猾半恐懼的奴隸態度，他們的活力被束縛，他們的希望和精神被，壓抑被摧毀。太平軍則相反，使人立刻覺得他們是有智慧的，好鑽研的，追求知識的。的 確，根據雙方不同的智力才能來看，——再不能有比這更顯著的區別，——要說他們是同一國家的人，那簡直令人無法想像。太平軍是聰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們的自由風度 特別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見被韃靼人所征服的中國人的奴顏婢膝；但是太平軍縱使面對死亡，也部表現了自由人的莊嚴不屈的風度。”
“太平軍起義前，中國的情況是極其可悲的：兩百年來的暴政壓迫，顯然消滅了這個國家的一切善良高貴的品德，滿清人入侵的惡劣影響似乎完成了對於中國人的道德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壞。”
“這樣，滿清政府的排外政策還有什麼奇怪呢?閉關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們的確知道他們的權力是建立在漢族奴隸的軟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滿洲人的血腥統治，他們的暴虐腐朽，他們篡奪中國王位的非法手段，這是大家所公認的。……自由和正義總是通過反抗暴虐統治而取得進展的，偉大的人民領袖也許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們得到了成功他們就要成為時代的英雄和愛國者。”
“滿洲統治者的這種殘忍暴行繼續了很多年，凡太平軍所到之地，都浸透了無辜者的鮮血：不但參加革命者的家屬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萬的人都以嫌疑處死。我們難道不記得野蠻的欽差大臣葉名琛的誇口麼？僅在廣東一省，他在一個月之內就殺了七萬人以上！這些人都是和平的鄉民，他們並沒有犯任何罪(因為當時太平軍距離廣東很遠)，甚至也不知道株連他們的親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只是一個滿清官吏的屠殺成績，試想：一批一批戴花領拖尾巴的滿清屠夫，將要冷酷無情地屠殺多少生命?這批屠夫從來不敢在戰場上抗拒太平軍，縱使在深溝高壘之內，倘無外國人幫助也不敢抵御太平軍，現在他們卻被派來對這些男人的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家屬， 濫施可怕的報復行為了。”
“為了徹底消滅愛國情緒，滿洲人強迫被征服的中國人剃去他們從古以來就作為珍愛裝飾的長發，強迫他們垂辨，並采用韃靼服裝，違者處死。據說，寧死不肯忍受這種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萬萬。變更民族裝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顯最能壓制人的；這無疑是粉碎中國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頭顱。”
“中國人在滿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優裕階級的住屋舒適而堅固。現在中國人已沒有多少顯著的財產，稍露財產跡像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勒索對像．從韃靼人進入中國那天起，中國就不斷地衰落下去，現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著，最墮落的迷信使他們的智慧變得遲鈍愚昧。中國在滿清政府統治之下，各方面部顯示了最悲慘的景像，一個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人的充分發展的景像．滿洲人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決定了三個方針：第一、強迫每個中國人剃發垂辮，違者以叛逆處死。第二、凡秘密結社者，作為叛國論．第三、清皇帝為了加深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在清王朝的進展和維持時期，慘道屠戮的犧牲者之多，是歐洲人從來所不能思議的，雖然根據清人入侵以來不斷發生的人民反叛和對人民所施行的屠殺的確鑿記載來判斷，這些被毀滅的生命是從亞歷山大到成吉思汗以來歷罕見的。滿洲人的野蠻統治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的殘暴的酷刑，尤其施於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們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中國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軍行列中看到，這是奇怪的事實。這也許是由於他們不同的服裝和發式。” “婦女擺脫了纏足的惡習，男子擺脫了剃發垂辮的奴隸標記，這是太平天國最顯著、最富有特色的兩大改革，使他們在外貌上大為改善，和在韃靼統治下的中國人顯出了巨大區別。” “尤其使我感動的是他們（農民）都樂於留發，這是太平和自由的標記，跟滿洲人及其強加在漢人身上的剃頭蓄辯的奴隸標記恰成對照。” “在農村，村民們同樣蓄了長發，在新政體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中國的道德上的、社會上的和政治上的情況，幾乎毫無希望地瀕於險惡之境。全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極需要加以摧毀．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尋找能夠擔起這種任務的有效力量卻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喪．政府腐敗，學者萎靡不振，上流社會卑鄙而懦弱，下層階級則j忙於生存鬥爭，整個民族似乎都被縛住了手足。他們的道德力量陷於癱瘓，他們的智力才能陷於萎縮，他們的自由權利在專制淫威和荒淫無恥的勢力之下被摧毀殆盡．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吸食鴉片的流毒，磨滅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使他們變成了無能的種族． 但是在這種令人茫然沮喪的情況中，我們終於看到了目前的革命運動、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達到的成就：看到這種情況是值得我們稱的，我們要感謝上帝，使我們能夠看到這種值得稱慶的情況．”“太平軍的行為則與之相反，他們的紀律的嚴明，成功的神速，以及對於人民的愛護，約束部屬不得犯甚至在文明國家中也常有的各種罪，這一切措施都深深獲得廣大人民的愛戴。援軍從四面八方湧來；一切地方起義軍，一切被暴虐專制所迫害的人們，一切不滿異族統治的人們，一切燃燒著愛國之火的人們，都奔集到天王的旗下。”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孫中山即下“剪辮令”，下台之後的滿清親貴全然不似明末漢人那樣，堅持“頭可斷，辮不可剪”，反倒是張勛、辜弘銘這一類以滿清忠臣自居的漢人，“奉豭尾為弘寶”（豭，公豬，把豬尾巴當成大寶貝），捶胸頓足、如喪考妣的不肯剪辮子！兩百六十年前他們的祖先為抗拒滿清垂辮流血犧牲。而今他們卻為保存這滿清垂辮捶胸頓足。這貨真價實的數典忘祖說明當年滿清的“深謀遠慮”對漢人產生了多麼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比較之下，明末漢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滿清政府實際上還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讓步，發布了“十從十不從的”特令，其中男從女不從一條，使得在殘余的漢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飾——漢服女裝。為易服而來的血腥屠殺，雖然在女裝消失之前就已經停止，但翻閱歷史畫卷，我們不難發現，“未經血腥洗禮”的滿清漢族女子的服裝，看起來卻與其它朝代的服飾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條件下，漢族服飾的存在與演化是相對穩定的。我們很難辨別相隔數千年的先秦女裝與明代女裝，卻很容易區分相臨明清女裝。同時，我們又很難說出滿清時漢女服飾與旗女的服飾有多大區別。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間，雖然旗女是通體一身的旗裝，漢族女子依舊是上衣下裳的式樣，但只要延長上衣，蓋住腳面，漢女的這種裝束，在表觀上就幾乎與滿人的旗裝一般無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漢服的時候和漢女穿旗裝的需要。在滿清漢族女裝中，大量使用的立領盤扣和琵琶襟，以及緊鎖的領口都是滿裝的主要風格。可以說，至此時，漢族的女服已經全盤滿化了。
為什麼漢族服飾中的女裝，最終還是徹底的從漢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們知道，漢民族傳統服飾是“以華夏（漢後又稱漢民族）民族文化為基礎，通過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獨特華夏民族文化風貌性格，明顯區別於其它民族的傳統服裝的裝飾體系。”換句話說，漢族服飾並非只是一類服飾簡單加和，而是具有漢民族文化和精神內核的有機體系。漢民族的文化的肢體是傳統的禮法制度、文學藝術、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內核，或者說靈魂，就是對華夏民族的認同。“認同”是一種情感，也是一個方向，她指引著一切具有社會屬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脫離它們本來的歸屬中心。“民族認同感”則指向著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標志著不同民族間的差異（整體性、向心性、差異性）。“認同”是漢（華夏）文化的基礎，也是華夏文明的命脈，始終貫穿著華夏民族文明的發展，她使華夏民族得以生存發展，更是使華夏文明在與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會喪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說，沒有對華夏民族的認同，華夏文明就無從談起，更不要說健康的發展。
剃發易服，雖然僅僅換掉了男性的衣冠，但這卻是占漢族社會生活主導者的服飾。漢人認為“定禮之大，莫要於衣冠”，中國歷來就有“衣冠之制”之稱，所以衣冠是漢族禮法制度的根基，而漢服男裝又是這一根基的主導。漢服男裝的消失，使漢族社會原有的禮儀制度也隨之解體，漢族服飾不再受原有漢族傳統法度的約束。同時，滿清剃發之時，殺人立威的做法著實嚇倒了那些活下來的漢人（有“留發不留頭”氣節的人都殺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權都難以保障的情況下，漢族原有的“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沒。最重要的是滿清統治者成功的淡化漢人對華夏民族的認同情。通過剃發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華夷類同的假像，利用科舉收買拉攏部分漢族士紳，再配合文字獄、禁海令等等徹底斷絕一切使漢人可能回憶起自己民族屬性的途徑。一步步消磨漢人的民族感情。漢人對本民族傳統習俗的堅持淡化了，更多的卻是對統治階級優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就如同今天一些人向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一樣）。失去了的漢文化根基，失去了民族認同的精神內核，殘存下來的漢族女裝，在統治階級的誘導下，向滿裝變質實是早已寫定的結果。
有人認為滿清的“十從十不從”使漢族女裝沒有在清初消失，所以，漢族婦女是自覺自願的吸收了滿裝的特征，”進化”成了清末的樣子，所以，滿清的女裝不是漢族的恥辱。但事實絕不是如此簡單。
首先不能以是否被迫來判斷恥辱程度。清初的漢族男子剃發易服，多是被逼無奈，螻蟻尚且貪生，更何況是人，這種漢人我們尚能諒解；但是，像烏三龜這類漢奸，為自己的一己私利出賣國家、為討好異族主子自動剃頭，比被逼更為可恥。
其次，滿清剃發易服，是用暴力手段剝奪了漢族男子穿民族服裝的權利，但是清初的漢族人，心裡並不認同滿族服裝。有些漢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始終懷有民族感情，懷念漢族的衣冠制度。由此可見，雖然漢族男裝從形式上消亡了，但是漢服所承載的民族精神，並未立刻消亡，漢族人的“民族認同，自信、尊嚴、氣節、廉恥等等”並未完全消亡。
隨著時間的推移，剃頭令的血跡也逐漸被歷史的塵埃所遮蓋，這種反抗情緒雖然始終沒有完全消亡，卻也越來越趨於淡漠。在時間淹沒了清初抗清義士的慷慨悲歌之時，更有一批批漢族士人趕往科舉考場，絲毫不念及滿清轉戰燒殺三十七載為中國留下的災難和當年抗清義士的廉恥節義，卻爭著為屠戮自己祖先的人盡忠盡效。
“滿清政府轉戰燒殺三十七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當剃發易服砍下了最後一個具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時，就決定了在華夏上大上葬送的不僅僅是一襲衣冠。”
滿清漢女服飾的滿化，也如同男子們的參加科考和辮子的進化一樣，是自覺自願的行為。但是今天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會覺得滿清漢女的著裝比明朝之前更漂亮。所以漢族女子並非單純是因為美麗而改變自己的服飾特征，在女裝變質的現像背後，隱藏的是對歷史的遺忘和對統治階級的心理屈從，更是對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離棄。這是比男子的被迫剃發易服更為可恥的事實。
不過有些人不但不以此為恥辱，反而將其說成是民族服飾融合，將其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並論，說成是中國文化進步、飛躍的表現雲雲；更有甚者，把滿族婦學習漢女裹小腳的陋習當成典型代表，以為是漢人同化了外來民族文化，沾沾自喜。這才混淆是非、廉恥喪盡的奴才行徑，是人類有史以來比烏三龜更加烏三龜的文化漢奸。
靈魂失去的同時，便是軀體腐爛的開始——滿清漢女著裝的滿化，實是滿清統治者對華夏文化破壞和對漢族精神全面扼殺的具體體現之一。
注一:胡服騎射與剃發易服的區別
“胡服是指借鑒了胡人服飾中窄袖緊身的特點，而當時，胡漢服飾的主要區別是左、右衽，而趙武靈王所著之服仍是右衽，是典型的漢服。胡服騎射是漢族借鑒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來充實、發展自己的行為，是華夏民族包容與自信的表現；然而被人脅迫而放棄本民族服飾卻是奇恥大辱，一個民族，連穿什麼衣服、保持什麼發式都不能自主，那裡還有資格奢談什麼民族尊嚴？！”
注二：十從十不從內容：
1。“男從女不從”：男子剃頭梳辮子，女子仍舊梳原來的發髻，還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蓮的陋習，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紛紛效仿，以此為美。
2。 “生從死不從”：這條即“生降死不降”。說的是人活著時穿滿人服飾，死了則穿明朝服裝，所以人死入殮，還是用明朝的服裝。
3。 “陽從陰不從”： 既然“生從死不從”，那麼陰世的事，像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漢族傳統佛道教習俗辦理，不從旗人習俗，所以叫做“陽從陰不從”。
4。 “官從隸不從”：做官老爺的，吃皇糧辦公事，觀瞻所系，自然須頂戴花翎，身穿朝珠補褂馬蹄袖的滿清官服。但隸役依舊是明朝“紅黑帽”的打扮，這就是“官從隸不從”。
5。“老從少不從”：孩子百無禁忌，穿什麼都可以，但一旦長成，還是要按旗人的規矩辦。
6。 “儒從而釋道不從”：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樣。在家人必須改穿旗人的服裝，並剃發留辮。出家人不變，仍可穿明朝服裝，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著明朝的服裝。現在明朝服飾變成僧人的制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
7。 “娼從而優伶不從”：娼妓從，唱戲演員不從。戲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飾怎麼演？廢話一句。
8。 “仕宦從婚姻不從”：這條可參照“男降女不降”。漢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這也是指服飾。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禮服，女子則依舊穿明朝的禮服，即所謂的“鳳冠霞帔”。
9。“國號從官號不從”：改朝換代了，國號滿清，叫大明當然不行。但官號就不必再另起爐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總督巡撫等，省卻許多麻煩;
10。“役稅從文字語言不從”：滿人有滿人的語言文字，跟漢語言當然不同。滿清入定中原後，滿語被定為國語，同時也使用了各個的民族語言文字，後來具有許多優點的漢語終於戰勝了各種少數民族語言，連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漢文，說起漢語了，使得漢語反而更像國語了。
注三：漢服與滿裝在外觀上的區別
滿裝的工藝，雖然很大一部分是來源於漢族文化，但是滿族服飾也有著他自身的風格特征，能夠明顯得區別於漢族傳統服飾，在此本書從五個方面來講述漢服與滿裝在外觀的區別。
線型第一：
漢服滿裝同樣都是采用平面剪裁，但是，漢服用料，遠遠大於覆蓋人體的需要。在裁剪之時，看上去雖然是平面直線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會隨著人體的結構，呈現出不同的曲線，無論從正面、側面、背面，都十分優美動人，和環境共同成為靈動的藝術品。有人說“中國人做衣服不看側面。”這實際是十分不了解中國服飾片面觀點的。漢服不僅重視人體的各個側面的線型，而且還注重人與環境對服飾的影響。果說西服是三維的藝術，那麼漢服至少是四維（加人體結構和動作）甚至是多維（加氣流等環境因素）的藝術。而滿清服裝，剪裁的時候是平面直線，穿上之後還是平面直線，而且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線。還要強調的是，和服和滿裝一樣，都是直線造型，與漢服是完全不同的風格體現
松緊第二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游牧民族的服飾，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這點與漢族服飾的寬懷豁達截然不同。即使在滿清末年，旗人服飾大量吸收了受漢人的影響，也逐漸趨向寬大，但滿清服飾的寬松程度仍遠遠不比了前代。例如：漢族傳統服裝中，貴族服飾的大袖，不僅是袖徑的寬大，也表現為袖子的長度超長。官員與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後，又可以挽回相當的長度。而滿裝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樣，袖子僅僅到腕，比滿裝的還短)。漢服袖徑寬大時可到四尺，而清裝最寬時也遠遠小於這個尺度。這種寬大的剪裁，使得漢服在穿著起來之後，可以行成如行雲流水般的流線，隨風而動，但毫不拖拉。而滿裝，即使是貴族服飾，即使後來袖子變寬，但是這種單純的加寬袖徑、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無現於漢服灑脫的仙道之風，而且還使衣服看起來顯得松散逛蕩。所以分辯”松緊”，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漢服滿裝的松緊之別，也是線形之別的原因之一，但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如滿裝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體現等等。
滾鑲第三：
滾邊也是漢服中曾出現的元素，滿裝的滾邊，實是參照漢服而形成的。但是漢服的滾邊，多是輕描淡寫的一道，為了加固衣領、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單色或繡以簡約、主題突出的紋飾。而滿裝卻客意地強調那道邊的裝飾性。滿裝能夠一件衣服上繡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鹹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外交困，國力式微。但清式服裝對細節精致要求的苛刻，恐怕卻在此時達到了有史以來最厲害最繁瑣的地步。(這件滿裝的滾邊占了服裝面積的四分之一，在漢服中從未有過如此寬闊絢麗的滾邊。)
飾物第四：
滿清裝的飾物，都來源於漢族藝術。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滾邊一樣，都是無重點的到處應用，無主題的強行拼湊。本書以婦女頭飾為例，比較一下兩者之間的區別。
漢女很重視發飾，很早就創造出了造型千姿百態的發髻，華美而不失自然。無論從哪一角度看，都是十分美麗的。而步搖等等，也如漢服之流線一樣靈動。很顯然，滿族婦女是很羨慕此點的。所以旗女也開始刻意裝飾頭部。滿族最常用梳的頭飾叫“兩把兒頭”(或者叫“燕尾”)。梳“兩把兒頭”很復雜繁瑣，首先需要有一個較長的飾物叫扁方，它長約20釐米，寬約3釐米。梳頭時要先用自己的頭發將發纂的底座梳出，即頭後邊的“燕尾”，而且還要留下兩綹頭發。在頭頂安好那用黑緞子和鐵絲裹好的架子，再用這兩綹頭發往上梳，從左右兩側經過這大扁方裹住和固定這架子，再在根部插上各種簪子、花穗子等裝點起來。這種造型，就如同開了屏的孔雀，只能從正面觀看，不能從其它角度去觀察，尤其不能從後面去觀察。這種浮華、表面化的裝飾與滾邊一樣，都是極為膚淺的審美下所產生的“二維”退化品。
拓撲第五：
例一，女子頭飾的拓撲圖型
漢女和滿女都用頭發和飾物對頭部的進行延展，並在延展區上進行修飾，但是，兩種延展方式的所產生的視覺效果卻是截然不同的。漢女頭部的延展區與頭部是一個整體的，而旗女則是兩截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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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襟與衽的拓撲圖型
滿裝的大襟本是來自漢服的右衽交領，但給人的視覺效果卻完全不同，他們的拓撲近似有著本質的區別，漢服的右衽給人的感覺依然是道完整一體的曲線，而滿裝卻是線與圈的組合。見下頁圖。
例三：扣與邊的拓撲圖型
在明朝漢服中也曾用過。但並不普及。扣子雖然方便，但是安裝在衣服飾上的盤扣，屬於短線型，這漢服整體流暢的長線型風格不符。所以僅在必要的地方，如內衣的領口用一用，而且多是沿著衣服剪裁線使用，如領口等。但是滿裝，卻在所有的衣服連接處使用盤扣，尤其是在外衣的滾邊上使用。使得原本是已經十分突出的多彩條紋又加了幾個突兀”橫道”。這樣，原來呈平行的紋路上就多了幾個截斷，形成了幾個”叉”字。我們可以看到，一件漢服在制作時，這種明顯的“交叉”線極少出現！所有的線條都是平行出現，形成如國畫中鐵血描一樣的線條。而滿裝，卻在自己的衣服最明顯的部位“打叉”！破壞了原本的線型結構。從拓樸學的角度講，“相交”與“不相交”是兩種有著本質區別的圖形。見圖。
由上面幾點可見，量變產生質變。滿漢服飾，雖然同樣采用漢族的絲綢印染、刺繡紋飾、平面剪裁等等工藝技術。但是漢服渾然天成的自然之美與滿裝零零碎碎、東拼西湊的風格卻是格格不入的。
服飾風格與民族個性，文化內含和社會地位有直接關系。滿族做為落後民族，因為漢奸和中原內亂而意外入主中原，尤如一夜暴富的暴發戶。為了顯現地位的變更，所以極力追求最華貴的裝飾效果。而膚淺的文化修養，卻使他們只懂得去欣賞表像的華麗，而無法理解其內涵的神韻。所以形成了滿風矯揉造作、浮華怯艷的特點，不倫不類，實事是審美的退化。
可悲的是，受這種“暴力地位強勢、文化修養空白”的統治者風氣影響，原本因”十不從”保留下來的漢服女裝，也和漢族的民族氣節一起，逐漸退化腐朽，到了乾隆年間，就全盤滿化變質，與當時滿人的著裝風格一般無二了。
“桔生淮南則為桔，桔生淮北則為枳。”由此可見，漢族服飾的漢文化主導性，神韻，體現漢服的內涵，失去漢文化的土壤，服飾文化也會變質。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些服飾，雖然與漢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在其內涵、神韻及靈魂深處早已脫離了漢族傳統文化的範疇，所以不能稱之為“漢服”。
第四節 華夏徹底消失的危機與中國服飾的尷尬
可以想像，一旦漢人哪天忘記了那段歷史，不再認同漢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飾，那麼就真的萬劫不復了！
滿清占據中國之後，和中國同處一個文化體系的朝鮮、日本，對滿清中國的態度大為轉變：
“日本、朝鮮和中國，漸漸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漸漸的互不相認，像征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國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來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已經不再“中華”的帝國風景，於是不再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日本人在對中國漂流商賈的觀察中．也表現出來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一個曾經到過北京、承德和沈陽的朝鮮使者說，這個帝國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蠻夷了，我們為什麼還要向他們致敬?他不再去想“中華上國”的昔日風華；一個沒有到過中國的日本文人也說，感謝大風，讓蒙元的艦艇和大軍沉在海底，也感謝大海，讓我們和蠻夷的清帝國離開好遠，那個時候，他也沒有去想這只是“一衣帶水”。”（葛兆光《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原載《書城》2004年第9期）
“朝鮮李朝把滿清視為犬羊夷狄，私下裡，稱清廷為“虜廷”，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滿清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朝鮮《仁祖莊穆大王實錄》，在明亡前用崇禎年號，在明亡後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在仁祖之後的歷代朝鮮國王《實錄》，只書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至於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書寫崇禎年號，以至竟然有“崇禎二百六十五年”的紀年。”（《朝鮮王室的“反清復明”秘密計劃》原載《世界華人》2004年第1期）
滿清政府自己呢？閉關鎖國，閉目塞聽，井底之蛙、妄自尊大，儼然以“天朝上國”自居。滿清貴族接過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專制主義衣缽，並將其發揚光大，將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統統稱為“夷狄”，真可謂“人不知自醜，驢不知臉長。” 至於胡服辯發，“強迫既久，習與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則蓄發之久，則以蓄發為安；辮發之久，則以辮發為安。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穿鼻以金，刺體以龍，塗面以堊，恢詭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無所怪矣。”（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人人都拖豬尾巴，誰不笑話誰。
19世紀，這種封閉的局面，隨著半殖民地的門戶打開而開始改變，到20世紀前後，外出留學的清國留學生成為第一批剪辮的中國人。斷辮的直接原因，無非是滿清的辮子受到外國人的極端蔑視，甚至有許多留學生因為忍受不了“豬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學。1903年，留日的湖北學生組織出版《黃帝魂》一書，在其中的《論發辨原由》一章中，痛陳發辨之罪“凡我國人所到之初，就有半邊和尚之稱，有拖尾奴才之稱，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槍斃轟之，含冤茹苦，無可告訴。”可謂受盡屈辱！並且認為，發辨之俗，極其醜陋“頭剃其半，拖曳以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
“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更是大聲疾呼：“拖辮發，著胡服，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譯言豬尾）、savage（譯言野蠻）者，何為哉？又躑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譯言拖尾奴才）者，何為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頂之發，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側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發乎，胡服乎，開氣袍乎，花翎乎，紅頂乎，朝珠乎，為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鄒容《革命軍》第2章 革命之原因）
魯迅先生回憶說：“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醜挽一個結，插上一朵紙花打諢；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煙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劈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盤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著，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辮梢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吳友如畫的《申江勝景圖》裡，有一幅會審公堂，就有一個巡捕拉著犯人的辮子的形像，但是，這是已經算作‘勝景’了。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 （魯迅《病後雜談之余》）
維新變法失敗之後，隨著同盟會的成立、壯大，現代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反清排滿”的呼聲日益高漲，滿清王朝的統治搖搖欲墜，為緩和尖銳的民族、階級矛盾，緩解內外交困的趨勢， 1906年，清王朝“下詔”稱，准備“仿行立憲”，但還不肯放棄滿式辮發、衣冠，拉那氏給“皇族內閣”又提出立憲原則，聲稱“一曰君權不可侵損，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辮發不准剃，四曰典禮不可廢。” 這一點垂絕之前的掙扎也不能阻擋歷史潮流，迨後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通電全國，三百年前“剃發易服”的舊事又被提起“辨發易服，使神明衣冠，淪於禽獸，而歷代相沿之文教禮俗，掃地盡矣！”民國肇造，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即下“剪辮令”：
“滿虜竊國，易吾冠裳，強行辮發之制，悉叢腥膻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淄流，以終余年，痛矣！先民慘遭荼毒，讀史至此，輒用傷懷！嗣是而後，習焉安之，騰笑五洲，恬不為怪。……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就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孫中山《命內務府曉示人民一律剪辮令》1912年3月5日）
清未民初的中國人雖然沒有忘記歷史，不過卻沒有恢復華夏衣冠，甚至沒有恢復對民族對華夏衣冠的認同。孫中山等人把滿清的辮子視為“奴性”的像征和民族壓迫的奴隸標記，務必將其剪除淨盡而後快。“以除虜俗而壯觀瞻。” 辮子自然是必須剪除的，但卻沒有恢復漢服。大概是由於革命黨人思想比較西化激進，致力於宣傳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帶、寬衣大袖在這個時候，也被視為傳統封建專制主義文化的像征，而予以拋棄。加上當時沒有能力對漢服進行系統研究，只有戲裝殘存，反而給人戲子形像。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眾習慣性等等諸多原因，以至於沒有恢復。
盡管如此，仍然有許多人對恢復漢服充滿期望。據魯迅先生回憶說，南社的眾多文人，“渴望著光復舊物”，寄希望於民國政府，希望能夠恢復“漢官威儀”。按照他們辛亥末造的想法，一旦推翻滿洲政府，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帶、寬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實際情況令他們非常沮喪。其實，包括魯迅先生自己，當時都抱有這種心態。不過仍然有人進行了實踐，錢玄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1913年在浙江就職教育司長時，身穿孔子時代的深衣、玄冠到軍政府報到，在當時轟動一時。不僅如此，錢玄同還根據《禮記》的記載，發表了《深衣冠服考》一文，向全社會推廣。不過從總體來看，民國初年恢復漢服的社會基礎是脆弱的，畢竟滿清對漢服的絞殺、摧殘是毀滅性的，滿清的剃發令使漢民族數千年的發式、衣冠傳統蕩然無存，不僅使漢民族從此失去了驕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而且使漢民族的民族認同出現了困難，其影響無論怎麼估價都不過分。 民族服飾的真正意義在於，她是一種民族認同的標志，沒有統一的認同標志，就沒有統一的穩定的民族認同心理，民國初年漢族服飾的混亂，使得孫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適當之服飾以需應之”的感嘆與焦慮。
辛亥革命後，激進的革命黨人根據日本學生服制定了中山裝；而一些保守的知識分子索性穿起了滿清遺留下來的馬褂；中間派在服裝問題上則選擇了改良主義。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裝”。本來旗裝是指旗人（不論男女）穿的袍服，但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旗裝，是指192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式女裝。這種新式女裝是在舊滿式女旗裝的基礎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緊身合體，並加大了服裝外露程度，充分顯露出女性的身體曲線美。新式旗裝最早在上海的女學生中開始流行，一時間穿新式旗裝成為新時代新女性的像征。到1930、1940年代，旗裝進入全盛期，成為中國女性的標准服裝。當年倡導剪辮的孫中山先生，卻在他的陵寢內立著身著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則一生衷愛旗裝。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據漢式傳統服裝設計了寬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凱的皇帝夢如曇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漢族傳統服飾也成了“封建殘余”被丟進了的角落。
革命黨人提倡的中山裝太為西化，沒有什麼東方的特點，外國人也沒有把中山裝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服裝來理解。而旗裝則東方風味濃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認，博得一個洋名“CHINA DRESS”，旗裝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稱為“CHINA BUTTON”。但大多數洋人並不知道所謂“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與占中國人口 90％以上的主體民族漢族的民族傳統服飾――漢服，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血緣聯系，即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觀，更沒有華夏民族的文化蘊涵。
實際上，世界各國，對中國古代人的印像，大都是拖著辮子的滿清人打扮。
偶爾翻看一日本人繪制的漫畫“水滸傳”，裡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辮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繪制的征氏姐妹“打敗”馬援漢軍的宣傳畫，其中的東漢官兵居然也拖辮子！亞洲國家尚且如此，歐美洋人自不必說！可怕的是，中國的傳媒還在拼命給國人強化這一印像，甚至許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辮子當成華夏民族的“專利”，如此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自我醜化，淪為萬國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讓炎黃子孫汗顏！
漢服在中國本土消亡了，但卻在我們的鄰邦——東瀛日本落地開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幾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飛鳥時期”（6世紀至710年）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開了全面向中國學習的大門，在之後約300年間，大量的“譴唐使”和東渡的僧侶、學者、工匠、技術人員，把中國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產技術、建築、繪畫、雕塑、音樂、文學等大量傳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進、吸取唐代漢式服裝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稱為“唐服”，雖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傳統漢式服裝的基本特點：上衣下裳相連、沒有衣領、右衽、衣袖寬大、用衣帶、不用衣扣。不過和服和標准的唐代漢服還是有些區別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歷史上的唐代漢服比較起來，稍顯拘束、小氣，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種寬容、大氣、自信、傲岸的氣派，這也是環境使之然：島國之人畢竟沒有唐代中國人那種寬闊的胸襟與博大的胸懷。最具反諷意味的是，終生拖著辮子，以滿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銘，到東瀛，見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後，竟然流著眼淚感嘆：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國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實際上，自從滿清占據中國，日本對古典華夏的心理認同就逐漸消退，乃至變成對現實清國的鄙夷與仇視。在滿清最興盛的時代，不斷有中國船到長崎，也不斷有一些遇見風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個地方。之間常常會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當時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國漢族人對當時辮發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就要喜歡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開已經漸漸平復的舊時傷疤。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讀書人雖然對歷史上的中華文化有欽慕之意，但是對現實清國的存在卻相當蔑視。……所以打心眼裡對滿清有一種敵意，因此在記載了服色之後，他不忘記添上一句:“滿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制胡服，蓋是矣。”他們說，中國已經榮光失盡，因為滿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禮文冠裳之風悉就掃蕩，辮發腥膻之俗已極淪溺。則彼土之風俗尚實之不可問也”。 現在還留下不少當年日本人好奇的繪畫，繪畫中的清國人都是“辮發胡服”，與史書記載中的華夏衣冠和他們想像中的中華人物，已經大不相同，於是，他們特別仔細地詢問，並且用畫筆把他們的形像畫下來，不僅是獵奇，也借了這種外觀的描述，表達一種文化上的輕蔑。
日本人的邏輯很有趣，一方面他們覺得中國衣冠已經成了野蠻胡服，滿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證明自己衣冠是文明傳統，卻又還得證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華漢服。因為只有證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華正宗，才能證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所以，他們不斷在漂流人那裡尋找自我證明。一個叫做關齡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東坡巾，告訴中國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而且故意問中國人說，你們那裡一定也有這樣的衣服吧？中國船員仔細看過後，只好尷尬地承認，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滿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於演戲列朝服飾耳”。
不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來，音樂也一樣有正、閏之分。他們追問中國船員，你們聽過朝廷的樂曲嗎？好面子的船員回答說，“細樂即唐時樂曲，但孔子祭即古樂”。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們覺得，既然中國現在被滿清統治，而滿清就是蠻夷，蠻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漢文化，音樂也一定是胡人樂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問，滿清的廟堂音樂究竟與古先王之樂有什麼差異？盡管漢族船員一直堅持說“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並引朱熹作證，說朱熹是宋朝大儒，四書的注釋都是他寫的，清國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樂曲也一定是文王之樂。但是，這個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卻反唇相譏地說：“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禮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嘗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墳）典以新制清樂邪？”盡管中國船員仍然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還是直截了當地說：“貴幫之俗，剃頭發，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
在這種看上去義正辭嚴的話面前，中國船員只好以退為進，勉強遮掩應答說：“僕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其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漸行漸遠——清代中葉朝鮮、日本與中國的陌生感》原載《書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鮮、越南、流球（即今之日本衝繩）的民族服飾也受到漢服的影響。朝鮮、越南立國上千年來，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國當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飾、發式都和中國相似。（朝鮮、越南上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其中，朝鮮古稱箕子朝鮮、衛滿朝鮮，漢武帝元封二年，定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唐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稱交趾，秦始皇始設像郡，漢武帝元鼎五年，定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漢末改稱交洲，唐初始稱安南，置安南都護府，治地河內；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國直屬郡縣，公元968年，丁部領建立丁朝，開始成為獨立的封建王朝，自稱“大瞿越國”。）在服飾上，尤其是宮廷禮服，國王、大臣的朝服，幾乎就是中國漢族王朝宮廷禮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試以朝鮮末代國王李朝高宗以及越南末代國王保大所著之弁冠、兗服來看，與明朝宗藩服飾如出一轍，不過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顯得小一號而已，因為朝鮮、越南是中國的藩屬國，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禮數，不能超過宗主國。以漢族帝王的正式禮服——冕旒兗服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鮮、越南是六旒的。朝鮮的民族服飾至今還在延續，越南的民族服飾持續到法國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殘留。清王朝統治中國之後，日本、朝鮮、越南與中國的文化聯系逐漸減少，心理隔閡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鮮，表面上，迫於清廷的威勢，按期前來“朝貢”；實際上，對清廷充滿怨氣，背地裡把清廷稱為“虜朝”，把滿清皇帝稱為“胡皇”，並堅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禎紀年，一直延續到崇禎二百六十五年。朝鮮人認為，滿清統治中國，“華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華”自居.
滿清占據中國之後的兩百多年間，與中國南疆山水相連的安南（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著明式衣冠，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來的許多珍貴照片和大量的歷史資料可以明確的反映出這一點，（附圖）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898年駐雲南府（今昆明）的法國領事方蘇雅（Auguste Francois 1857.8.20~1935.7.4）所著龍袍的照片，（附圖）被許多人誤認為是古代皇帝的龍袍或者中國戲曲中的裝束，實際上，方蘇雅所著之服，乃是安南國王的朝服，從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無二。實際上，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印像裡，“漢服”就是古裝或者戲服。顯然，這一切都得益於滿清統治者的“文治武功”。
史書上關於琉球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隋王朝曾遣大臣朱寬到達琉球。12世紀，琉球群島出現南山、中山、北山三國，分別在琉球群島的南部、中部和北部。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三國開始向明政府朝貢，從此成為中國的藩屬。1416年～1429年，中山國王尚巴志征服北山、南山，形成統一的琉球王國，並接受明廷的“冊封”。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琉球由滿清政府於1879年割讓給日本。流球語言主體為閩南語，原居民多是由東南沿海的漢人遷徙過去的，至今，許多琉球人仍然身著明式漢服。
最可笑的，是中國人自己，上千年漢唐衣冠喪失殆盡，穿個旗人的馬褂，卻叫“唐裝”。至於“旗裝”，可以望文生義，也就是旗人婦女的袍服，雖然今天的“旗裝”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裝比較起來略有變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點：立領、緊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見到漢人發明、創造的寬衣大袖是卻稱為“和服”，而和漢人的傳統服裝沒有血緣聯系的馬褂、旗裝，反登堂入室，鳩占鵲巢，成為中國的“國服”，甚至也獲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對這種歷史的捉弄，實在令人苦澀不堪！又痛心無比！
結語：
歷史，是不能泯滅的記憶，華夏衣冠的消失只是暫時的，她的復興也是必然的！因為，任何政治和權力都是暫時的，而美是永恆的！文化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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